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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新启蒙背景下苦难叙事 　　摘要：无论从叙事对象还是叙事主体来看，上世纪80年代的苦难叙事都带有深沉的人道主义情愫。这种人道主义属性，明显继承了“五四”人的文学的传统，也可以看到西方人文主义文学精神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苦难叙事自然地具有启蒙主义精神。书写苦难，是对人遭受身体和精神痛苦的同情与悲悯，也是对社会正义的期待和认同，它的潜话语是在这个世界上，人的生存和幸福才是最高的准则。这样的苦难书写，反过来也推动了上世纪80年代人的发现的启蒙思潮的澎湃向前。 　　关键词：80年代；新启蒙；反思文学；苦难叙事；启蒙主义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8）4-0028-08 　　文革结束后的“新启蒙”运动①，给当代文学带来了变革的契机，变革的文学也成为启蒙思潮的组成部分，形成了上世纪80年代文学创新和思想解放紧密交融的盛况。作为对激进主义文艺思潮的反叛，80年代小说不再以阶级斗争的情节设置来诠释所谓历史的发展规律，宣扬宏大的社会理想，而是以个体人的生存境遇和命运遭际为关切对象，从“人民的文学”转向了“人的文学”。且不说戴厚英的《人啊，人！》公开为“人”和文学应该写人正名，古华的《芙蓉镇》、宗璞的《我是谁》、张贤亮的《河的子?O》、陆文夫的《美食家》、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郑义的《远村》等作品，主人公多是被侮辱被损害者，有的是被打入另册的政治贱民，如《芙蓉镇》里的秦书田和胡玉音，在历史新时期，他们都是被看作“人”而进入文学画廊的，他们的辛酸故事都浸泡在作家的人道主义同情里。因此，无论从叙事对象还是叙事主体来看，80年代的苦难叙事都带有深沉的人道主义情愫。这种人道主义属性，明显继承了“五四”人的文学的传统，也可以看到西方人文主义文学精神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苦难叙事自然地具有启蒙主义精神。书写苦难，是对人遭受身体和精神痛苦的同情与悲悯，也是对社会正义的期待和认同，它的潜话语是在这个世界上，人的生存和幸福才是最高的准则。但是，以个体的人为叙述对象，并不等于就有了个体意识。个体意识也是主体意识，这种意识可以是对象主体的，但首先必须是创作主体的。只有具备主体意识，苦难叙事才能成为启蒙叙事。80年代书写苦难的作家，无论是复出的作家，还是新进作家，莫不是从被称为浩劫的“文革”中走过来，相当一部分人还经历过更多次数的地震般的群众性政治运动，身上落满了历史的尘埃，直至“文革”结束，思想解放运动兴起，也还有人惊魂未定，并不是每个人都从精神上摆脱了因袭的重负。正因为这样，抚摸伤痕，展示苦难，是对非人历史的控诉与批判，它宣示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个体生存权利的确认，但也有的只是出于认同他者的需求。如果说，“伤痕文学”产生于历史转折之初，一时还无法摆脱革命时代的政治话语，在讲述个人的悲剧性遭遇时还不敢伸张个体的权利，那么，在思想解放运动背景上兴起的“反思文学”应当无所顾忌地指斥极左思潮借革命和人民的名义制造人生苦难的谬误，将个人与自我从话语独断和思想专制中解放出来，然而事实上反思文学的创作主体并非都有这样的自觉。 　　对于反思文学苦难书写中主体性的缺失，笔者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撰文进行过检讨②。新世纪以来，多有论者对上世纪80年代苦难叙事的局限进行反省。比如有论者从叙事视角和结构模式来探讨右派作家的反思小说，发现“这些作品，往往从‘党’、‘人民’、‘祖国’等价值理念中获取思想资源，所有的苦难倾诉、社会批判都是以对党、人民、祖国的价值皈依为前提。”该论文以王蒙的《布礼》、《杂色》，从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和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等小说为重读对象，分析这些作品的文化原型知识分子视角所决定的结构模式及叙事功能，揭示出了右派作家苦难叙事的“主体”局限。论文首先指出了这些小说里的忠诚信念与权力话语的关系。关于忠诚信念，论文第一个举出的例子是王蒙的小说，指出“王蒙兼有干部与知识分子双重身份，他的作品大多表达知识分子在苦难中对党、对信仰的执着无悔和忠诚信念，表现了一个‘少年布尔什维克’的执着情怀。”具体表现在《布礼》对主人公钟亦成的精神受难史的刻画，从中可以看到“总体叙事上，作者把人物的身份定位为革命机器的螺丝钉，所以那些饱受肉体磨难和精神侮辱、有过消沉与迷惘的主人公们，往往把冤屈当作考验，把苦难当作修炼，始终不放弃神圣的信念和对这一信念的忠诚。”而这种对党的宗教般的虔诚带来的效果是使得加在人物身心上的一切苦难和屈辱蒙上了圣洁和崇高的光环，它在叙事功能上具有一种返身性，即“在回溯荒谬历史的同时，也建构了知识分子苦难而光荣的历史形象，从而为受害者在新的政治时期重新定位提供了合法性依据。”③这是对陈晓明“有意识地重述‘文革’历史，不再是单纯地展示伤痕，而是致力于表达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在蒙受迫害中，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