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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制消解与政府治理模式变迁 　　[摘 要]单位制是我国传统政府治理模式的基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给单位制以极大的冲击，单位制逐渐予以消解。单位制的消解必然会使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失去其赖以存在的组织结构基础，促使其发生变化。新的时期，政府治理模式将向着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及参与合作型政府转变。 　　[关键词]单位制；政府治理模式；变迁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7)02－0040－02 　　 　　单位制是建国后，整个中国社会特有的基本构成结构。在迄今的研究中，学术界对“单位制”的概念往往做以下几种表达，即“单位制是中国各种社会组织所普遍采取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是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基础”。“单位是再分配体制中的制度化组织”。“单位是中国社会组织和调控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在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单位构成了基本的调控单位和资源分配单位”。[1)（P39) 　　改革前，中国主要有这样几类单位：首先是单位化程度最高的党政机关、全民所有事企业单位。它们作为国家组织及其附属物，既受到国家全面而直接的控制，也受到国家全面而直接的保障，其次是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它们依照国家计划的分类，由国家“归口”管理。再次是农村各类集体经济单位，它们的单位化程度最低，一般成为“不完全单位”。最后，还有一部分社会成员是无单位或几乎无单位的，如城镇中的个体工商户等，但数量极为有限。通过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单位，国家控制了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全部资源。 　　在单位体制下，单位作为控制与分配资源的主要工具，成为国家控制个人的主要手段，形成了“国家――单位――个人”三个层级的社会统治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我国逐步废除计划经济体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单位制”已不是控制与分配社会资源的主要工具，单位制的逐步消解必然对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提出挑战。本文将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做出分析，并对单位制逐步消解后，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做进一步揭示。 　　 　　一、单位制形成的社会背景 　　 　　单位体制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独特和关键的方面，但这种作为现代工业关系模式、国家行政体制基石的组织形式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并没有先例。它是现代中国在经历了一场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并由这个夺取了政权的党用国家行政力量对社会进行了大规模重新组织后形成的。[2] 　　可以说建国后，我们之所以选择实行单位制，是和国家应对社会危机进行整合有关。单位制填补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真空地带。同时，它也适应了社会和政治整合的需要，使资源的分配有了一种可以连接国家与普遍社会成员的组织通道，使国家的社会控制得到加强。单位制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能力与资源的抽取能力的同步性。[3] 　　 　　二、单位制与传统政府治理模式 　　 　　 有中国特色的单位制，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控制了所有的经济源泉，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被国家组织到一个个具体的由国家所建立的“单位组织”中，由这些单位给予他们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合法性，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控制他们的行为。 　　一般而言，治理是通过对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运用，对社会的统治（领导）协调和控制，以达到一定目标。[4]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治理模式或统治方式，而决定治理模式的则是公共权力资源的配置和运作。[5]在单位制下，一切的社会资源都是国家的代表――政府来垄断。因此传统的治理模式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公共权力资源配置的单极化即政府垄断了一切的社会资源，是一个全能主义的政府，政府统揽了社会管理的一切事物，“政企不分”、“政社不分”，政府是建立在条块分割基础上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其次是政府和公共权力运用的单向性，即政府治理模式表现出一种管制主义的特征，政府通过指令性的计划和命令性的规章制度等管理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缺乏社会成员的参与和法律的约束。 　　 　　三、单位制的消解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变迁 　　 　　 单位制的存在使政府实行传统的治理模式有了必然性，同时传统的治理模式也需要通过单位制这种组织结构得以实现。单位制与传统的治理模式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单位制的消解必然会使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失去其赖以存在的组织结构基础，促使其发生变化。 　　曹锦清和陈中亚在《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一书中遵循梅因著名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论断指出“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实质上意味着从抽象整体利益为主的单位组织转向以具体个人利益为导向的契约组织运动过程。随着资源配置手段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单位体制的解体和个人化的发展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