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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和谈中袁世凯 　　武昌起义爆发后，赋闲三年的政治强人袁世凯受命出山，全权处理武昌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全国性危机。袁世凯在此后的一百多天里殚精竭虑，谋划良多，也几次出现南北和解的机会，然而到了最后，清廷还是不得不在全国上下的一片反对声中关门大吉，中华民国也即整个中国的政治权力转到袁世凯手里。这个故事与历朝历代的禅让故事高度相似，再加上几年后袁世凯又将中华民国擅自改定为中华帝国，因此袁世凯的形象越来越像欺负孤儿寡母的曹操，袁世凯在南北和谈中的一切作为也就都带有阴谋论的意味。然而，一百年后平心静气回望这段历史，应该承认袁世凯在整个南北和谈过程中有变化有手段，但一定要说是阴谋，似乎证据还不那么充分。 　　只知君宪不知有他 　　袁世凯奉命出山时，国内外舆论就有许多猜测，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猜测是袁世凯会利用这个机会公报私仇，即报复摄政王三年前让他开缺回籍养疴的羞辱。最极端的猜测是袁世凯可能会利用南方压北方，利用北方收拾南方，虽统一南jB，但不是统一到清廷，而是统一到袁世凯手中，将大清国变成袁氏天下，即便不更姓易代，也会像曹操当年那样，只保留―个不中用的皇室，而将朝廷的实际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 　　这些猜测当然自有其逻辑和论据，这也是中国历史演进中确实一再发生的故事。只是这一次并非如此。 　　重出江湖的袁世凯正如他自己所说，除了君主立宪这条道路外，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拯救中国拯救大清。他在获得朝廷授权后，一方面组织北洋军加大对武昌的包围和进攻力度，另一方面则利用一切人脉与湖北军政府和黎元洪沟通。袁世凯相信，武昌起义的主力是湖北新军，湖北新军原本就是朝廷支柱，现在之所以闹到兵戎相见，绝对不是过去简单的军事哗变，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这个背景简单地说就是清廷在君主立宪政治改革进入攻坚瓶颈时有点儿倒行逆施：皇族内阁摧毁了立宪党人、新军将领对朝廷的信心，摧毁了立宪党人、中产阶级分享权力参与政治的希望；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从经济上剥夺了立宪党人、中产阶级分享发展成果的机会。两者相互激荡，终于衍生出如此复杂的局面。 　　针对这种情形，袁世凯给出的办法并不复杂。他对朝廷的建言是，利用武昌危机推动改革，履行承诺，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而不是虚情假意糊弄立宪党人；对于南方，他劝黎元洪等造反者想想：大家十多年来一起追求君主立宪，不就因为民主立宪、民主共和太过激进不合乎中国国情，而君主专制太过老套无法满足中国需要吗?现在，君主立宪改革到了危机关头，朝廷的一次失误，我们为什么不能稍加原谅再给其一次改正的机会呢?为什么一定要功亏一篑一切从头开始呢? 　　在软硬兼施两手政策的影响下，特别是到了10月底滦州兵谏发生后，朝廷确实有所醒悟，下诏罪己，承担责任，宣布废除皇族内阁，重回君主立宪轨道，宣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宣布皇族不再过问政治。至此，由皇族内阁、铁路国有引发的政治危机大体消除，剩下的也就是按照君宪主义原则构建一个全部民选的国会。所以，至此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对袁世凯君宪主义的要求也就没有不答应之理，何况黎元洪参加革命本来就有点被逼无奈。11月7日，也就是武昌起义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黎向袁的信使王洪胜说了自己的心迹：重回君宪主义不是问题，问题是朝廷在整个事情结束后不得秋后算账，打击报复。 　　黎元洪的忧虑是人之常情，清廷在这方面确实有过不良记录。袁世凯对此大包大揽，表示只要重回君宪主义立场一切问题都好说。11月11日，袁世凯派遣刘承恩、蔡廷干两个心腹与黎元洪等人谈判。刘承恩向南方介绍袁世凯的方案，希望湖北新军弟兄看在过去十几年共同追求君宪主义的份上，给朝廷一次弃恶从善的机会，至于南方的利益，袁世凯也有暗示，表示黎元洪等人都是国之栋材，将来一定会重用。 　　当然，袁世凯的口头承诺并不是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答应重回君宪主义的原因，更直接的原因还是北洋军大兵压境，湖北新军根本不是对手。当然还有一个心结在于，不论黎元洪还是湖北立宪党人，过去若干年毕竟都是君宪主义者，现在有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为什么要放弃呢?“君主立宪”是谈判底线 　　在与黎元洪及湖北军政府达成某种妥协后，袁世凯很快北上，接受清廷举荐及资政院选举，筹组新内阁。11月16日，面目全新的内阁班底正式出场，国人眼前一亮，无不以为僵持一个月的政治危机总算有了化解的可能。 　　袁世凯新内阁成了清廷名副其实的代言人和实际操盘者，南北之间的问题也很快由南方革命党人与清廷之间的关系转化为与袁世凯内阁的关系。只是南方的变化在过去十几天突飞猛进，上海被革命党人于11月初光复后，南方势力东移至上海、南京，湖北渐渐边缘化了。 　　南方情形的变化，并没有改变袁世凯君主立宪的信念。他在敦促清廷加快立宪步伐的同时，也在设法与南方革命党人取得联系，准备谈判，前提条件依然是维护清廷统治，建构一个真正意义的君主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