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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反哺农业与农民合作社立法 　　摘 要:社会的整体和谐发展要求工业反哺农业,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强有关农业主体地位的立法是关键,农民合作社是工业反哺农业的组织依托。工业要反哺农业,应从完善立法要件、资金注入的确定性、政府扶持制度、社员权的救济制度、审计监督制度等方面着手;尤其要不断完善我国农民合作社的立法,从而提高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效益。 　　关键词: 反哺农业;农民合作社;完善;合作社立法 　　中图分类号:DF41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0.02.17 　　 　　一、工业反哺农业: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一)倾听现代化进程对农业现代化的呼唤。一般说来,现代化就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源不断地流出传统农业,向城市和工业领域集中,农业不断地向工业部门提供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农产品。中国在工业化之初,通过以户籍制度、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组织和城市为中心的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实行了城乡隔离政策,形成了独特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农业在国家现代化化的初期,为工业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据统计,1952-1990年,我国从农业中调动了约1万亿资金支援工业化建设,占整个国民收入积累额的22.4%[1];即使进入1990年代以后,每年的工农产品“剪刀差”也在1 000亿元以上。“农业滋养工业”的发展战略,导致了我国农业发展的资金严重缺乏、农业投入的严重不足;造成了我国农业生产率提高缓慢,农业现代化步伐迟缓。荷兰经济学家博伊克(J.H.Boeke)最早于1942年在研究印度尼西亚经济发展时提出了“二元性”的概念,当时强调的是社会组织和文化上的对比。后来不同领域的学者将其内容大大拓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威廉#8226;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拉尼斯(Gustav Ranis)和费景汉(Fei Jing Han)[2]共同创立了“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他们在分析社会现代化进程时就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没有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停滞。 　　(二)认识弱质性是农业对外力支持的诉求。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美国经济学家西蒙#8226;史密斯#8226;库茨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和印度经济学家苏布拉塔#8226;加塔克(Subrata Ghatak)等人的农业贡献理论认为,农业的基础地位表现在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等4种贡献能力。在我国,农业的基础地位尤为突出,“八五”计划执行后期,曾一度出现粮食紧张问题,美国的莱斯?┨?#8226;拉赛尔#8226;布朗(Lester Russeu Brown)等就提出 “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严峻问题。即使是在我国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一旦国民经济发展出现危机和波动,农业仍然表现出很强的缓冲功能。在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中,大量的农民工群体逆城市化回流农业,农业所起的“蓄水池”作用降低了整个经济体系的风险;但是,农业在面临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威胁时又表现出弱质性的特征。一方面,农业对自然条件有较强的依赖性,自然条件的不确定性造成农产品产量和收入的频繁波动;另一方面,农产品需求弹性较小,市场价格信息的滞后,农业比较收益低,进一步加大了农业的不确定风险。中国农业正处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中,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和资本替代劳动规律开始起作用,导致了农产品的物质成本加速上升,弱化了农业竞争力。农业的基础性和弱质性决定了必须依靠外力的支持才能较好地走向现代化。 　　(三)运用政府的适度干预手段解决“市场失灵”。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然而市场机制本身存在固有的缺陷,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无法解决资源配置上的公平性问题,政府通过适当的制度干预手段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在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内容的现代化进程中,通过“政府之手”使社会协调发展是各国的成功经验,工业反哺农业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制度安排。通过在政府主导下的“反哺农业”政策的实施,将有力地促进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一方面,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通过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价格补贴、农业发展的财税优惠等政策,为农业发展“输血”,从而为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积极把与农业有关的技术引进、教育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市场培育等内容作为我国反哺农业的根本手段,并完善反哺农业的制度建设,为农业发展提供“造血”功能,这将有助于我国农业内生发展机制的形成和自身发展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