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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拒开死亡证明之后诉讼难题 　　失恋男子服毒自杀，欠下医疗费，其家人没钱给付，医院因此拒开死亡证明书。为此，死者家属将医院告上法庭。一场索要死亡证明的诉讼，在死者身亡数日后展开…… 　　 　　为情自杀 　　 　　2008年，家住辽宁省凤城市的李明告别家人,来到沈阳打工。一年后，李明经人介绍，与刘丽建立了恋爱关系。 　　刘丽长得楚楚动人，温柔体贴。与刘丽交往后，李明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原本木讷寡言的他，在刘丽面前，竟然妙语不断，幽默风趣，逗得刘丽咯咯直笑。在碧水湖畔，两人促膝交谈；在水库旁边，他们一起钓鱼；在棋盘山风景区，两人相约散步爬山……对李明来说，那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可好景不长，在恋情进展过程中，两人在小事上产生一些磕磕碰碰，毕竟年轻气盛，彼此都不肯退让。刘丽干脆提出分手。李明虽然嘴上不示弱，内心却犹如刀剜一般，万分不舍。 　　同刘丽几番交涉未果，李明决定以死明志，表达自己对爱情的忠贞。2009年6月29日，李明服毒自杀。幸好，房东及时发现李明的异样，并拨打“120”急救电话。 　　李明被救护车就近送到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就在医生准备器械为其洗胃的时候，李明却不知去向。大约过了两个小时，有人在医院门诊楼下发现一个人躺在地上。这人正是李明。原来，一心寻死的李明在急诊室苏醒后，趁医护人员不注意，从医院楼上纵身跳下，当场昏迷。医生赶紧对其进行抢救，并通知其家人。 　　李明父母接到电话后，吓得魂飞魄散，慌慌张张地从凤城赶到沈阳。在医院里，医生告诉他们，李明的医药费大约为四万余元。李明父母家住农村生活困难，缴了10500元医疗费后，再也无力支付后续医药费。 　　2009年7月11日，因医治无效，李明在医院里死亡。李明的死虽然使自己得到解脱，却给家人和医院带来无尽的烦恼。 　　李明父母将李明的遗体运到殡仪馆后，殡仪馆称没有医院的《死亡医学证明书》，遗体不能火化。为此，李明父母返回医院，希望医院出具《死亡医学证明书》，医院却要求他们付清拖欠的三万多元医疗费。 　　由于家境贫困，李明父母根本无力支付医疗费。饱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之余，李明父母经人指点，决定通过法律，索要这张可以让儿子尽快安息的证明书。 　　 　　子债父还 　　 　　2009年7月22日，李明父母一纸诉状，将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告上法庭。在诉状里，他们不仅要求医院开具《死亡医学证明书》，还提出医院应当赔偿因不开具《死亡医学证明书》，致使他们多支出的从2009年7月11日起至被告开具死亡证明之日止、每日50元的遗体冷冻费；同时提出，医院未尽到看护义务，应对李明跳楼死亡承担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费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共计人民币3万元。 　　医院认为，是患者欠钱在先，在对方未交纳任何费用的情况下，医院本着救死扶伤的精神，积极为李明治疗，截至李明死亡时，对方已经欠下医疗费36443.75元；在对方要求开具《死亡医学证明书》时，医院提出结清拖欠的医疗费用。双方对此事一直处于协商之中，李明父母既没有明确表示不付清拖欠的医疗费用，医院也没有明确表示不为死者开具《死亡医学证明书》。因此，李明父母主张医院以尚未结清所欠的医疗费用为由，迟迟不为死者开具《死亡医学证明书》的说法不客观，不能成立。 　　作为医疗机构，责任在于提供科学完善的医疗服务，使就医人的身体得到及时的康复，对病人的人身安全则不负监护义务。死者李明作为一个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医院仅对其具有护理上的义务，并不承担法律上的监护职责。医院不可能随时监护每个病人的行为，法律也没有赋予医院限制病人人身行为的权利。医院在治疗过程中已经履行了护理义务。因此，医院向法院提出反诉，要求李明父母给付李明拖欠的医疗费36443.75元。 　　在法庭上，针对医院的反诉，原告律师指出，反诉的目的在于抵消、吞并或排斥本诉，但是，本案中医院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不能抵消其为李明的家属出具死亡证明的法律义务。也就是说，给予医院各项医疗费用，与医院为李明开具死亡证明书是两种不具有法律关联性的法律关系，对于医院所提出的各项医疗费用的给付，也应该以死者李明的个人合法遗产为限，而不包括李明父母个人的合法财产。 　　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医疗服务合同是双务有偿合同，医院有救死扶伤的义务，同时被救治者有及时足额支付医疗费的义务。李明父母主张医院未尽到看护义务，应对李明跳楼死亡承担相应丧葬费、精神抚慰金、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的问题，因李明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跳楼系其自身的故意行为，责任应自负。 　　出具《死亡医学证明书》是医院履行医疗服务合同过程中的义务，只有出具证明才能对死者进行火化和安葬。因此，对于死者李明没有及时火化而产生的遗体冷冻费，应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