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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见证传统山水向现代转型里程碑 　　在纪念李可染先生诞辰100周年、举办他的艺术作品展之际，举办先生的生平文献展，非常有教育意义和现实意义。纪录先生一生经历的大量图片、文字和其他实物，生动地反映了先生成长的历程：他幼儿受到的家庭教育和自然及社会文化环境的熏陶；青少年时期他受到的传统艺术与新型艺术的教育，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革命思潮的影响；他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用艺术作为武器的战斗精神与创作成果；他在重庆时期立志承继和发扬传统艺术的宏大志向和付出的艰辛劳动；以及50年代至60年代他敢于开风气之先，走近大自然提倡用写生法推动传统山水画的革新，继而更全面地研究中国山水画创造与革新原理，提出不少旨在使民族传统艺术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扬光大的主张。面对这些默默诉说着历史的文献资料，我们不仅对这位为中国艺术做出不朽贡献的大艺术家表示深切怀念，而且激发起我们以先生为榜样为中国艺术振兴而献身的热情。 　　 　　1978年李可染在黄山写生 　　 　　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可染先生（1907―1989）贡献很大,尤其在水墨山水领域承前启后，在优秀民族传统的基础上,从现实生活和大自然中大胆地吸收新鲜营养，并合理地吸纳西画经验，创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民族气魄和鲜明个性的艺术风格，是一座传统山水向现代转型的里程碑。 　　可染先生的一生,和20世纪中国人民遭受苦难以及奋斗和觉醒的历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出生在江苏徐州贫苦的市民家庭，从小经受生活之磨砺，深知劳动人民的疾苦，也养成了勤俭朴素和好学上进的传统美德。青少年时代，他在“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立志要为民族的和祖国的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幼年时期他爱好京剧，练就一手拉胡琴的技艺；他最早受到传统文人画的训练，对可染先生未来艺术道路起重要作用的，是他作为研究生在杭州西湖国立艺术院的一段求学经历（1929年―1931年）。在这里，他接触了林风眠先生创建起来的新型美术教育方法，跟随法国画家克罗多学习油画，认真研究了西画素描、写生和创作的方法,同时自修国画，研习美术史。在这里，他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参加进步活动，是进步学生社团“一八艺社”的主要成员之一；也是在这里，他确立了为人生而艺术的志向。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武汉、重庆用自己的画笔参加战斗，创作了不少抗战题材的作品。从40年代初起，他决心献身民族传统艺术的创造，在水墨领域作深入钻研。他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给自己提出了“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勇气打出来”的目标。 　　大家知道，可染先生是一位老实人，他从不夸夸其谈、哗众取宠，提出的“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勇气打出来”，绝不是什么豪言壮语，而是浸透了他汗水与心血的肺腑之言。 　　所谓“打进去”，就是钻进传统里把古人的经验和技巧真正学到手。他采用的方法是多看、多临摹、多领会。他尤其喜欢历代文人画大师的作品，在精心临摹前人的作品时，认真揣摩传统文人画的精神、格调与笔墨情趣。40年代中期后，可染先生又拜齐白石、黄宾虹为师，虔诚地向他们学习，从他们的艺术实践中认真体悟中国画创作体系与方法特别是笔墨的奥秘。后来可染先生说，他从齐、黄二位那里不仅学习到绘画的方法，而且学习到他们献身艺术、一生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 　　 　　1956年李可染与黄润华在峨眉山写生 　　 　　所谓“打出来”，就是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做适应时代和发挥个性的创造。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创新精神，和他受到的教育和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有关。这里要特别提到对他的艺术思想形成有重要影响的两位大艺术家，那就是林风眠和徐悲鸿。这是两位艺术理想和创作观念并不完全相同的艺术家，林风眠主张用印象主义之后的西方艺术来一统中国画，而徐悲鸿则坚持引进西方写实传统来改造中国画。他们各自从不同方面对可染先生的艺术观产生了积极作用，这些作用汇集到一点上是国画要创新、国画要走向现代。 　　50年代中期是可染先生艺术变革的重要转折期，那时他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任教，熟练地掌握了传统文人画的创作技巧，一方面敬佩前人创造成果的丰富与伟大,另一方面也认识到中国文人画之所以逐渐走向衰落，除了社会发展的客观原因外，也有它自身疏离现实的主观原因。他深感现代中国画只有面对现实、面向生活，恢复“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优良传统，才有发展前途。可染先生既反对对民族遗产故步自封的保守态度，也同时鲜明地主张，新时代的艺术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他主张“批判地接受遗产”。对待有益的外国文化，他认为不应加以拒绝。1954年，其时可染先生47岁，镌“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两方印章自勉，决心在中国画的革新上拼搏一番。所谓胆，即胆识，是指发扬传统和创新的胆量与见识。可染先生坚信中国画能与时代结合，能体现时代精神，他认为，立志改革的艺术家必须要有胆有识，敢于去实践、去探索，敢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