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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逻辑与现实需要 　　[摘要]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内，这是党顺应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重要决策，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功能，构建和谐社会，在维护人民群众权益的同时，坚持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需要不断地改革创新，也需要正确理解党对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的领导作用，切实保障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有效运作。 　　[关键词]基层群众自治；群众权益维护机制；基层党组织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08)12-0071-04 　　 　　一、基层群众自治是历史的必然 　　 　　党的十七大明确将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起，归类为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从而正式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到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体制内。这是党中央审时度势，因势利导，顺应时代潮流作出的重要决策，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发展，对丰富和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社会治理模式变迁的历史必然。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事实上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改革前以农村人民公社为代表的政权机关、经济组织、基层社会三种功能高度混合的体制，很快就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济改革所瓦解，短时间内农村基层治理出现“权力真空”。中国大陆最早的村民自治组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0年在广西自发产生，很快就被中央吸纳，进而在全国推开，由此而推动了农村乡镇政权的恢复和村民自治的发展。1982年修改后的《宪法》明确规定了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的自治组织”，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确定了村民自治的基本原则及其框架。经过十―年的试行后，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了修改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标志着实现村民自治这一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已获得了在我国农村全面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法制保障。 　　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城市居民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房地产和物业管理的产业化、市场化进程，使市民告别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福利性分配住房制度，城市居民私有住房日益成为他们的核心利益，因为这往往是他们倾注毕生积蓄，甚至是透支未来所拥有的私人物业。围绕着住房的产权及其价值，业主往往与房地产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或其他利益主体产生各种民事纠纷，甚至会与政府的某些部门在有关市政规划项目等方面发生矛盾，这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分化的必然现象。业主委员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业主基于财产权而自发产生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并在全国各地引发了此起彼伏的维权活动。业主委员会的产生以及新型社区的发展，势必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住房以“单位所有”为主体的条件下形成的国家行政权力末梢的传统居民委员会带来重大挑战：一方面，推动了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改革，使居民委员会逐步还原为我国法定意义上的城市群众自治组织，真正由居民直选产生；另一方面，党和政府要加强对新兴的社区业主委员会规范和引导，促进城市基层社区自治的良性发展。我国在1982年修改后的《宪法》中就确定了居民委员会作为城市基层自治组织的地位和功能，并且于198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全国各地也纷纷出台了有关规范业主委员会的一系列地方法规。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对基层群众自治的认识也随着形势的变化，有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早在党的十三大就已经宏观地提出了“要理顺党和行政组织同群众团体的关系，使各种群众团体能够按照各自的特点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能够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更好地表达和维护各自所代表的群众的具体利益”，同时还“要充分发挥群众团体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逐步做到群众的事情由群众自己依法去办”。群众自治组织在表达和维护其代表的特定群众具体利益方面的功能受到党中央的重视。党的十四大则明确要“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切实发挥职工代表大会、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作用”。城市的居民委员会和农村的村民委员会这两大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推动基层民主发展和完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体制内作用日益凸显。党中央日益认识到加强基层民主有赖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发展。党的十五大更是强调“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城乡基层政权机关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都要健全民主选举制度，实行政务和财务公开，让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从而将健全我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