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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抑克制下闲远自得 　　 [摘 要]陶渊明自义熙元年(公元405年)辞彭泽令,至元嘉四年(公元427年)卒于柴桑,20余年一直隐居田园。本文通过对陶之思想、与作品内容与创作年份的对照分析,得出陶渊明在归隐之后的心态是痛苦与平静互相交织,终其一生。 　　[关键词]陶渊明 归隐 心态 　　 　　陶渊明自义熙元年(公元405年)辞彭泽令,至元嘉四年(公元427年)卒于柴桑,20余年一直隐居田园。前人在论及陶归隐后的心理状态时,不外乎有以下两种声音:一是认为陶渊明在归隐之初经过一段时间的内心调适,最终达到心灵的平静;二是认为陶渊明始终没有真正达到心灵的平和从容,只是在一段时期里能够“委运任化”。这两种说法都不乏真知灼见,但又有简单化倾向。 　　漫长隐居生活中的快乐和安宁、苦闷和孤独都在诗人质朴无华的文字里一一传达,我们可以借助作品本身将触角延伸到1500多年前诗人的心灵深处,谛听那一渊深水的吟咏。《饮酒》之五(作于417年,以下括号里的数字皆指该诗的写作年代,不另注。另本文有关陶诗的作年以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4月第1版为准,未加标注的作品作年未定)是历代论者公认的陶诗中最好的作品之一,也是最能体现陶渊明归隐心态的一篇作品。诗云: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陶渊明在诗中建构了一隐一显两个场景:“人境”代表世俗世界,“车马喧”代表官场,这两个场景的联系在于诗人的本心,由于“心远”而使得本应该有“车马喧”的“人境”没有了官场的烦扰。“心远地自偏”一句也表明作者在另外一个维度阐释着他的世界:他自官场振衣而去走向田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从外部世俗空间走向心灵世界,对于“大伪斯兴”的现实的弃离就是他向内部心灵的转移。可是结庐于人境,诗人由外部的世俗世界走向内心时,是不是总是走得从容不迫并总是徜徉于悠然的内心,而不再受到外部世界的干扰?可以肯定的是,诗人的确想要达到真正意义上心灵的平静安宁,但是如果真能如此,在诗人隐居十余年后,应该早就忘记还有一个“车马喧”的世界。因而,所谓“心远地自偏”即是:一方面,由于诗人“质性自然”的天性不受世俗所累,从而使得“人境”自然地心灵化;另一方面,“心远”亦是诗人的一种自觉、理性的选择。 　　诗中折射着诗人心态的还有“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一句。钟忧民在《陶渊明的咏怀诗》中曾说:“……‘真意’中所包含着对人生真正意义的认识,也不能不包括对‘车马喧’的仕宦生活的痛苦回忆,对现实世界还普遍在的‘大伪’的冷静思索等……”陶的“真意”不仅仅是对于“大伪斯兴”乱世的勘透以及对于自身出处行藏的清醒认同,而是在貌似通达超脱之中酸甜苦辣百味杂陈。 　　陶的思想之复杂向来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在各家观点中,有一点可以达成共识的是,陶对儒学的浸润深深影响着他的心态。“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行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等诸多诗文都是儒学植根诗人心灵的印证。问题即在于隐则隐矣,但是儒家“兼济天下”的终极关怀并不会因为归隐而失却它的意义;而且以儒家的观点来看,要想行大道于天下,实是舍出仕为官之外别无他途的。 　　由欲有所为而又出偏偏归隐田园的矛盾(仕与隐)必然还会衍生出其它几个子矛盾: 　　 　　1.无所为与岁月易逝、年华老大的矛盾 　　 　　陶渊明生活的前后百年间,政权更迭,战乱频仍,加之饥馑灾祸,在接踵不断的天灾人祸面前,魏晋士人比中国历史任何一个朝代的知识分子都更深切地体验到了个体生命的短暂、脆弱和无常,因此,他们功名未就而时不我待的焦灼心态也更为显豁。从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歌行》)到刘琨的“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重赠卢谌》)……总有一些无可奈何的意味。陶渊明于壮年疏离官场、走向田园,即在内心宣告了他再无“建功”之可能。所以隐居的20余年中,陶渊明不会没有生命存在无意义的感受,这种无奈和苦闷必定要伴随诗人隐居后的岁岁年年。 　　 　　2.坚持己怀与世罕知音的矛盾 　　 　　深沉的孤独感是陶渊明归隐、保持质性自然的必然代价。他的诗文中常常抒写被世人误解、不解、曲解的痛苦:“世路多端,皆为我异,敛辔?A来,独养其志,寝迹穷年,谁知斯意”……诗人主动从仕途撤离,从世俗立场上看,不仅自断前程,同时亦使原本清贫的家庭雪上加霜。此名利俱毁的非常之举招致了包括家人在内几乎所有人的不解…… 　　欲有所为的挣扎、世无知己的孤独、生活的困顿等苦闷纠结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时时把诗人从安宁的心灵世界牵扯出来。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