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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建设经验探索与启示 　　自2005年6月以来，我国已先后批准了7个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即上海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城市圈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长株潭城市群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及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标志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已进人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在经济体制改革基础上，今后将更加注重社会体制和行政体制的改革。尽管我国在综合配套改革方面从试点到试验医的建设至今不过4年时间。但在上述7个试验区中，作为改革开放先发区域的深圳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已经获得了巨大成功，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而其他5个试验区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对于先发地区，后发地区的优势在于有先发地区的经验可以遵循、教训引以为戒，从而能够更加清晰自身的发展方向，并有效地节约改革成本。因此，总结以往的成功经验、发现问题，可以得到对区域改革发展的有益启示。 　　 　　一、从特区、新区到综改试验区：先发区域的基本经验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设立了深圳等经济特区，目的在于通过给予部分地区特殊的优惠政策，探寻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路径。经过10年探索，到90年代初，国家改革的方向已基本明确，中央决定设立浦东新区，这标志着改革从区域性试验进入全面展开阶段。进入新世纪，改革开放从过去的给予部分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向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各地开展公平竞争转变。在这一背景下设立同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就是要进行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先行先试，以点促面，率先解决影响区域、城乡、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问题，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从特区、新区到综改试验区，大体可以总结如下发展经验： 　　 　　1，改革的动力来自于诱致性制度创新 　　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初期的改革模式都反映出在与国际接轨的大背景下，加快推进内部治理的特点。改革的具体过程基本上呈现为：由中央政府给予特区、新区经济上明显的优惠政策和政治上较大的自主权，使其因此获得经济上的先发优势和政治改革的许可权。为了巩固成果并扩大战果，在充分发挥经济政策优惠性作用的同时，特区、新区必须加快对外与国际接轨、对内转变政府管理模式等一系列制度改革与创新。这种改革模式实质上是通过中央放权、地方响应而形成的利益诱导制度选择机制，类似于经济学领域的诱致性技术创新概念，因此可以将这一模式称之为诱致性制度创新模式。 　　 　　2改革的快速推进源自于政令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 　　深圳在特区建立之初，依托于深圳市的统一行政管理，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行政成本，从而深化了改革开放。上海浦东新区自1990年4月开发开放，历经了浦东开发办公室、浦东新区管委会两种领导机构形式，2000年建立了新区政府，即在被批准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之前5年就已经形成了完善的行政管理系统。正是依赖于政令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浦东的改革与发展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由此可见，政令统一是深、沪改革深入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3，改革的持续发展依赖于有效的区域利益协调 　　区域经济发展要获得持续活力，离不开有效的区域经济协调机制。深圳背靠“珠三角”，浦东紧依“长三角”，两地正是得益于良好的区域协调，从而实现了自身的快速崛起，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广大区域的发展。从区域布局的角度来说，深圳所确定的今后的发展走向是尽力避免曾经出现过的“孤岛效应”，引领整个“珠三角”区域的未来发展，同时进一步加强深港合作，承担粤港合作“对接口”的作用。浦东新区则依托上海，进一步发挥在“长三角”区域的“龙头效应”。上海市鼓励并支持浦东加强与内地省市的协商合作，通过资本、人才、品牌、管理等资源的输出，以参股控股、托管经营等多种方式，提升内地的开发能级，形成实质性示范效应。 　　 　　二、当前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面临的问题 　　 　　1，行政管理体制有待于完善 　　就我国的7个试验区来看，深圳、浦东、重庆以及成都早已实现了政令统一，天津滨海新区政府也于2009年11月成立，而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政权机构和行政建制。南于目前我国各区域的经济发展以行政区划为基础，财政、税收和投资安排等都以行政区划为单位加以落实，如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内无法实现政令统一，会导致区域内部发展受到条块分割体制和法规限制，内部行政成本加大，体制改革受到制约，这将成为影响这些区域深入发展的最大障碍。 　　部分试验区存在未能实现政令统一的问题，或许是由三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在对待深、沪两地改革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