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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立法语言功能分析 　　在制定法律规则时，一些认知对象属性不清晰，无论立法者经过怎样的思考，他们也不能决定将某个成员分类或归属于哪个范畴。概念（范畴）不清，则表达不明。这样就造成立法语言的语义模糊。 　　“模糊”不是语言缺点，它区别于含糊或含混。在模糊语言学、模糊语义学理论日渐深入的当代，人们已经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不再受亚里士多德 “非真即假”的二元逻辑的禁锢，对范畴和命题的理解更加接近现实，语言对事实的表达更加科学化。 　　“法学现象绝大多数是具有多元性的复杂事物，不可能仅凭二元逻辑认识清楚。”[1]这句话充分表明吕世伦、文正邦二教授提出的“模糊法学”存在的基础和研究的价值。本文着重分析模糊立法语言的功能，并致力于解决立法中存在的变与不变、普遍与特殊、形式主义与自由裁量这三对矛盾关系，以便立法者最大限度地利用模糊语言实现立法价值。 　　 　　一、 有利于实现法律的稳定性 　　 　　亚里士多德早就断言:“轻易地改变法,另制新法的做法,实为一种削弱法根本性质的方法。”[2]依此,专家学者都会强调法的稳定性。立法稳定要求法律必须在尽可能的时间内有效，反对朝令夕改，反对事实稍有变化，立法紧随其后。稳定性是法律规范得以现实化的必要前提。当代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博登海默也指出:“一旦法律制度设定了一种权利和义务方案,那么为了自由、安全和预见性,就应当尽可能地避免对该制度进行不断的修改和破坏。”[3] 　　然而,社会是发展的，社会关系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当人类现实的社会关系每天都在改变时，就不可能有持久不变的法律关系。立法者只可能将各种社会关系相互间的联系设定在一定的区间范围内，让人们自主选择决定是否从事某种活动,而不是把人们可以做什么的行为禁锢起来。公民应该如何行为以及实际行为结果仅靠精确语言的列举指引是不够的。任何法律或专门的权利立法都不能像流水账那样把人们应该享有的权利一一明确列举出来。否则，法律必然滞后，权利得不到发展。如关于言论自由，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在立法技术上采用的是完全列举式，语言干净利索，意思明确。但该条规顺理成章的理解似乎是，法律只保障宪法规范所列举的公民言论自由权,除此以外的一切“言论”皆不受宪法的保障。然而，这样的理解显然与世界各国扩大对公民宪法权利保护的趋势相左,也有违我国保障公民权利的立法原意。可见，意思明确的法律规范不一定就是好事。 　　立法的价值在于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的发展要求法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能适应一定的变动性。“法与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断成长着的有机体，它只有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才能求其长生。”[4]只要放宽关于法律的时间界限和空间范围，人们就能发现一部自身封闭的、无懈可击的、清楚明了的法律(如果可能的话)会表现出一种保守性。 “法必须和必然伴随社会的发展和客观事实的改变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以保持法与客观事实在变动中的契合。”[5] 变化的是社会关系，不变的是法典。变与不变是个难题，立法者应该如何处理这对矛盾的统一体？怎样在稳定与变动两个不同方向上找到平衡点呢？ 　　恰当运用模糊立法语言是通向法律规范预见性的稳定与公正性变动的理想路径，由此表述出来的法律才是实现法律规范对社会进行动态性调整的依据。理由如下：首先，确定的立法语言只能包容确定量的信息，这不能适应变动与稳定这一杠杆要求，只有弹性的模糊的立法语言才能适应社会关系的变化发展。其次，立法作为人类的认知结果，立法之初，立法者对未来社会关系相对无知，他们不可能精确地预测到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切事情，创造出一套套天衣无缝的法典。适当运用模糊语言是立法者尊重经验，科学对待未来社会关系发展的具体表现。再次，法律规范的模糊便于司法部门权衡利弊。立法语言模糊区域的存在是选择的必要条件，唯有此，司法才能在不确定中选择和实现确定性。 　　还拿“言论自由”来说。世界各国对于言论自由这类公民权利又是怎样模糊规制的呢？在美国,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条文必须做有利公民的广义的扩充解释,这已成为“最确定不移的解释规则”[6]。日本宪法第二十一条则规定:“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及其他一切表现的自由。”通过设定“表现自由”这样的模糊概念，说明宪法不仅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和出版自由”,还保障条文中所未列举的其他一切表现自由。所谓“其他一切表现自由”,按照日本学者的解释,包括“电影、戏剧、音乐、广播、电视等所有表现形式”,甚至包括“绘画、照相、唱片等一切发表思想的手段”[7]。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言论自由的表现形式还会层出不穷，如通过网络等现代化手段。不过，“表现自由”因宽泛的语域已能够适应多重变化。该例表明，语义明确的法条通常是僵硬的、不发展的、不利于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