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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逮捕制度正确适用 　　内容摘要：有条件逮捕制度的建立、完善对于惩治犯罪、保护国家、社会和人民利益、强化侦查监督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对于该项制度合法性、合理性的质疑却始终存在。为此，本文在分析了该项制度目前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分析了其存在的合理性，进而对该项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初步构想。 　　关键词：有条件逮捕 检察机关 侦查监督 　　 　　有条件逮捕制度最早提出于2005年全国第二次侦查监督工作会议上，2006年8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以下简称《质量标准（试行）》）中第四条规定：“对于证据有所欠缺但已基本构成犯罪、认为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取得定罪所必需的证据、确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经过检委会讨论决定可以批准逮捕”。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可以有条件逮捕的制度，并对其适用范围和程序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此后，各地检察机关通过与公安机关联合发文的方式对此项制度的具体操作予以规定，如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和北京市公安局在联合下发的《2007年第二季度市级公检联席会议纪要》中规定“对于有条件逮捕案件，检察机关应按照《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的有关规定”办理。有条件逮捕作为司法实践中的一项工作制度，得到广泛应用。有条件逮捕作为一项司法工作制度，有利于更好地打击犯罪，具有一定实践需求及合理性。但是，还有必要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进行认真分析，增强其理论的合法性，突出其具体制度、程序设计的针对性、科学性。 　　 　　一、有条件逮捕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挑战 　　 　　（一）有条件逮捕制度是否超越了法律的鸿沟 　　虽然《质量标准（试行）》在事实上承认了有条件逮捕制度的存在，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的规定，高检院这一司法解释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显然存在着疑问。逮捕属于《立法法》第八条规定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是只能采取法律形式规定的事项，不是高检院司法解释所能随意变更的。而有条件逮捕制度的出现实际上放宽了《刑诉法》所规定的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的条件，属于对法律的扩大解释，从解释的有效性上来看显然是存在瑕疵的。 　　在传统逮捕强制措施决定过程中，司法人员实际上是以犯罪嫌疑人不应被逮捕作为最初假设的，而后再根据掌握的证据排除对其不捕的可能，进而决定逮捕。但是，在有条件逮捕的情况下，司法人员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犯罪嫌疑人应当被逮捕作为最初假设的，而后再通过补充侦查活动来确定该假设是否正确，这样的思维模式显然与“无罪推定”原则下的思维模式不符。 　　（二）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执行偏差问题 　　虽然法律规定了公检法三机关之间是“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关系，但是在实践中，基于各种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三机关之间往往是一种“相互协调、互留余地”的关系，并不能有效的实现互相制约，从而产生了如下执行偏差的情况。 　　1.在审查逮捕环节，由于公安机关将案件批捕率作为内部考核的重要指标，因此建立有条件逮捕制度后，出现了部分公安机关因各种主客观因素在刑拘期间能侦不侦，而是企图通过检察机关适用有条件逮捕来维持，甚至提高批捕率。 　　2.有条件逮捕制度建立后，在公安机关的部分承办人中产生了“反正可以有条件逮捕，前期侦查工作好坏无所谓”的错误认识，降低了报捕前案件的侦查质量。 　　3.检察机关作出有条件逮捕决定后，案件补侦跟踪机制不健全，在实践中出现了虽然是有条件逮捕但公安机关却不作有效补侦工作的情况，在此基础上还屡屡提出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导致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4.《质量标准（试行）》中规定了有条件逮捕案件需要提交本院检委会讨论决定，但这条规定在部分院中，尤其是办案压力比较大的院中未能完全得到落实，并且现行规定要求的只须事后向上级备案，导致在是否必须采取有条件逮捕的问题上出现了监督不严的漏洞。 　　 　　二、有条件逮捕制度的合理性基础 　　 　　（一）有条件逮捕制度体现了法律对最高法益的保护 　　任何人的人身自由不受非法的剥夺与限制，这是司法公正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我们提出了“疑罪从无”的观点，体现在审查逮捕环节，就是严格限制对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这一条件的理解与适用，对于证据、事实存在疑问的案件通常不予批准逮捕。刑事诉讼法律虽然具有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使命，但是同时肩负保护更高法益的职责，即对于社会和国家利益的保护，故而当出现极其严重的罪行需要追究时，当国家和社会的巨大利益面临危险时，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的保护可能会有限度的让位于最高法益，以牺牲部分个案公正，来维护整体公正，这同时也应当是司法公正的应有之意。 　　（二）有条件逮捕制度符合逮捕强制措施的设置目的 　　从各国的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