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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以法律名义 　　2008年3月15目，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的举行倍受关注。会议以2744票赞成，117票反对，99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中国第六次行政机构改革方案。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调整变动机构15个，减少正部级机构4个。其中，环境保护部等5个新部门的组建尤为引人注目。而在此前不久的2月28日，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上刚刚获得通过。治污新法出台、环保机构升格，如此大手笔的连续动作彰显出国家重拳治理水污染的决心，也从法律和体制上为环保、水利两家联手治理水污染做了铺垫。 　　 　　 　　昔日博弈：“环保不下河，水利不上岸” 　　 　　回顾4年前的淮河污染事件，水利部门和环保部门打的一场口水战，至今令我们还记忆犹新。 　　据当时《新民周刊》报道，2004年7月20日至27日，淮河爆发有史以来最大的污染团，从上游奔腾而下，横扫千里淮河，全长133公里，总量超过5亿吨。一时间，“治淮十年，耗资六百亿，越治越污”的说法在社会上不胫而走，留下了“淮河治污十年之痒”的空前尴尬。 　　而此次水污染事件引起的水利、环保两家争论，则主要是关于污染数据的分歧。 　　为了准确地掌握淮河情况，防治污染，国家环保总局和水利部淮河水资源管理局分别在沿淮的苏、鲁、皖、豫四省主要的31条河流断面建立水质监测网。然而，污水一路东流，两家的监测数据总是不一样!对于2003年淮河主要污染物COD(化学需氧量)排放的测定，环保部门统计为70万吨，10年降低了约50％，“逐年下降”；而水利部门测定2003年排放量123万吨，“快速反弹，接近治理前水平”。 　　 　　数据一出，社会舆论大哗。据环保部门和水利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事后解释，这主要是由于两家机构的检测方式、检测地点和检测时间存在差异，从而形成了同一事件监测结果不一样的尴尬局面。 　　两种观点孰是孰非，事后解释是否客观我们姑且不论，但环保和水利两大部门在治理大江大河水污染事件中，缺乏协调沟通的问题却暴露无疑，难怪对更早时期的水污染监测治理，社会上一度用“环保不下河，水利不上岸”来形容二者的隔阂。 　　虽然水利部在重要江河设立了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并且实行由水利部和环保总局双重领导，但人、财、物仍归水利部。如：1991年成立的负责黄河水质监测的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该局人、财、物归水利部管辖，业务上由国家环保总局指导。虽然挂着水利部和国家环保局双重领导的牌子，由于没有执法权，只能将监测数据上报国家环保总局，由国家环保总局再转递各地方环保局，然后由地方环保局具体执法。而地方环保局往往要顾虑地方经济发展，执行力就大打折扣。 　　十几年来，有人才、技术、设备，却没有执法权的流域机构和有执法权却要平衡利益的地方环保部门，双方一直在博弈，这种局面直到1996年《水污染防治法》修订后和2002年新《水法》的颁布施行才逐步有所改观。 　　 　　今朝携手：立法逐步完善职责趋于明晰 　　 　　1984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有效促进了我国防治水污染的时程，缓解了我国局部水污染的形势，提高了我国水污染防治法治建设的水平。但随着形势的变化，时间的推移，其在管理体制方面注重以行政区域为管理单元，忽视流域管理的弊端日显，也使环保和水利两个部门在水污染事件中抵牾不断。 　　1988年颁布的新中国第一部管理水事活动的基本法――《水法》虽然规定水资源实行统一管理与分级、分部门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但对流域管理未做明确规定，特别是在水资源保护方面缺乏相应管理制度，过于原则性的语言也使水行政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难以把握到位。 　　1996年，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出台，提出了流域管理的理念并明确防治水污染应当按流域或者按区域进行统一规划。明确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的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重要江河流域的省界水体适用的水环境质量标准，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要会同水利管理部门编制，并明确规定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流域的水资源保护工作机构，负责监测其所在流域的省界水体的水环境质量状况。由此可以看出，1996年的新法开始在污染防治法律中突出流域管理的意义，向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转变。 　　2002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水法修订案。新《水法》突出了水资源的统一管理，明确规定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确立了流域机构的法律地位，改变了过去水污染防治与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脱节的状况，规定建立水功能区划制度和排污总量管理制度，使江河水质保护建立在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基础上。新《水法》还明确在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应当经过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同意，并确立了水利部门的执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