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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劳动职能与价值演变 　　摘要：从马克思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到现代知识经济时期，管理劳动的职能和价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克思承认管理有助于产生社会生产力，但是其主要职能是剥削；而现代经济先进的管理手段已经不可或缺，无论是将其看做一种复杂劳动还是生产要素，它都有权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并且已经成为强势力量。考察这一演变过程，有助于更全面看待当前我国分配领域中的问题。 　　关键词：管理；社会生产力；复杂劳动；分配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5-0038-03 　　 　　十二五规划中，中央明确提出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而近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高管高薪以及收入差距问题广受关注，一些上市公司高管的年薪是普通职工的数十倍乃至数百倍，管理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参与分配并且已经成为其中的强势力量。那么当前我国管理劳动所获得的收入与中央强调的“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是否有悖，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察管理劳动的职能与价值演变过程，才能更好地创造完善增加劳动收入的发展环境和制度条件，规范分配秩序，确保收入分配制度的公平公正。 　　在《资本论》第五章论述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时候，马克思模仿资本家的口吻提出了从资本家立场可能提出的反驳，即：“难道他自己没有劳动吗？难道他没有从事监视和监督纺纱工人的劳动吗？他的这种劳动不也形成价值吗？”[1]马克思在当时并未做出正面驳斥，他认为这些所谓的管理劳动（很大程度上只是单纯的监工）是资本家履行货币转化为资本的一系列条件而已，无非是想让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发挥出更大的使用价值。由于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时代任务的要求，当年马克思的主要兴趣在于说明资本家管理活动的剥削职能，所以他只承认工人劳动的价值，没有对资本家参与企业管理的劳动价值给予应有的分析。然而，当今全球经济迈入新的发展阶段，资本的有机构成越高，管理活动就越成为重要的生产力。现代经济环境中，管理活动到底能产生什么样的巨大价值，为何有权利获得高额回报，在分配问题上是否与按劳分配的原则存在矛盾，怎样看待与普通劳动者收入的差距，这些都是我国十二五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一、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管理 　　（一）协作催生管理 　　马克思对劳动中管理的论述和分析则是从“协作”开始的。他指出，“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1]而“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但相互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1]。由于协作可以“提高劳动的机械力”、“扩大这种力量在空间上的作用范围”、“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场所”、“在紧急时期短时间内动用大量劳动力”、“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和集中他们的精力”、“使许多人的同种作业具有连续性和多面性”、“同时进行不同的操作”、“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而达到节约”、“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1],从而能生产出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资本主义之所以创造了之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生产力，就是由于发挥了资本内在的生产力，产生了一种社会生产力。资本雇佣劳动在马克思那里是一种必然，而协作在马克思看来正是个人生产力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重要中介。 　　马克思从存在形态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对两种生产力做了区分。“个人生产力”是指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个人所具有的生产力，它是发展各种劳动生产力的基础。“社会生产力”则表现为一种总体生产力，是个人生产力通过一定的社会结合方式而构成的集体力、社会力。有学者认为这就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最为独特新颖之处――“特别重视社会生产力的研究，认定它在性质上大大高于一般自然力和个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迅猛发展的物质基石，这是马克思理论的鲜明特色之一。”[2]社会生产力的出现为政治经济学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便于人们更为细致和准确地知道，生产力如何能成指数级迅猛发展。 　　协作不仅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以较低的代价甚至不费资本分文就能创造成倍的集体力，即社会生产力，这种结合劳动的效果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就算是单个劳动者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所发挥的社会力量也有着本质的差别。 　　在马克思所处时代，宏观上协作的条件已经产生，资本家掌握积累较大量的生产资料并同时使用许多雇佣工人在一定的空间进行劳动，随之“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1]，就像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的命令，一个乐队需要一个指挥一样。这里“资本家的指挥”带有管理色彩，既是资本主义刚开始发展时所体现的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支配关系，也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协作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