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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立法时机判断标准 　　立法是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也是对社会利益的分配,在调整与分配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立法决策[1]。而立法时机的研究正是立法决策中的一部分内容。“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本文试以立法时机为分析对象,力求在立法对象确定,也即对法律能不能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这一社会关系要不要用法律调整的问题得到肯定回答的基础上,专注于对立法时机的判断标准进行一次考察。 　　 　　一、立法时机的概念 　　 　　在研究立法的概念时,有学者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事物的内涵反映事物的本质,外延反应现象。前者固然更重要,但不应当由此简单地、形而上学地认为:分析事物一定要先分析本质后分析现象。相反,要对事物的本质有全面透彻的认识,通常先要从接触、分析事物的现象开始,经历由表及里的过程[2]。笔者对此观点也极为赞同,借用到此处,文章将从外延入手,希冀能由表及里、由外而内、由现象到本质地探索出立法时机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所在。 　　(一)立法时机的外延 　　由“立法时机”一词的偏正结构可以看出,对这一概念的分析在形式上可以分为“立法”和“时机”两部分。虽然不能将分析完全架构在形式之上,但至少这一形式上的划分可以说明:立法时机概念的研究本身是建立在对于立法概念的研究之上的。关于立法时机的概念,至少包括诸如“立法是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和废止法的活动”这样的观点,也即平时提到最多的关于法律的“立、改、废”的问题。因此,文章将立法时机的外延分为如下三部分: 　　1.适时而立法。立法产生后便向前发展着,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系列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现象。比如立法调整经历了由简单向复杂演变的发展历程,经历了由盲目走向自觉、由被动走向自动、由体系凌乱走向体系完整的发展历程[3]。从中可以看出,由盲目走向自觉、由被动走向主动的过程中立法者的适时立法的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国近年来也是十分重视立法工作的推进,“到2007年2月底,生效的法律共计223件[4]”,“截至2008年1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现行有效的法律229件”[5],而在2009年12月后,“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为232部”[6]。 　　2.适时而改法。虽然法律强调稳定性,一旦出现“过分的流动和经常的不稳定的情况”,就会导致“与法律概念本身发生矛盾”的后果[7],但是也应看到当前社会发展的要求所赋予法律的适当变动性,“立法者就必须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及随之变化的社会需求,适时地修改已有的法律,以充分提高法的可兑现性而最终获得高效率的立法价值”[8]。 　　3.适时而废法。法的废止是立法主体依据一定的职权和程序,对现行法实施变动,使其失去法的效力的专门活动。立法活动不可缺少法的废止,因为它是适应社会关系发展变化所必需,也是实现立法的推陈出新、完善法的体系所必需[9]。 　　(二)立法时机的内涵 　　所谓立法时机,是指立法者作出是否立法以及何时立法的决策时所应考虑的主客观条件[10]。细细察觉该定义不难发现,谈及立法时机的内涵,更有价值的恐怕是如何来运用立法时机的内涵,在作出立法决策的过程中去实实在在地衡量和判断一项法律的“立、改、废”,而不是将争论点持续地置于纯粹的学术研讨上而忽略了探讨的终极目的所在。也正因为此,笔者更愿意在功能视角的前提下将对立法时机内涵的考察的究问放在如何衡量立法时机的问题上,也即立法时机的判断标准应当如何设定,方能客观、真实地将立法决策者意欲考察的因素跃然纸上。 　　(三)小结 　　通过以上对于立法时机外延、内涵的探讨,可以看出立法时机的概念至少包含了“立、改、废的时机”、“决策的主客观条件”等内容。所以,本文将立法时机定义为:立法时机是指立法者作出法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等决策时所应考虑的主客观条件。 　　 　　二、立法时机的判断标准 　　 　　对于立法时机的判断标准问题,是立法决策甚至是整个立法过程中出现较晚、内容较新、研究较少的领域,专门的论述鲜见,零星的从图书馆立法、社会保险立法、卫生法制等角度展开的论述也不在多数。整合当前的理论研究现状,有的学者从立法需求和立法可能两方面进行立法时机的判断[11],相似的研究也认为“一部法律的制定是否具备成熟的条件,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考察:第一,现实的需要程度;第二,是否具备立法能力”[12]。有的学者认为时机“不仅仅决定于立法需求的轻重缓急程度,又决定于立法的条件、立法能力”[13]。对上述观点进行分析后,本文将立法时机的判断标准归结为客观需求和主观能力两个方面: 　　(一)客观需求 　　“社会的客观需要,是立法动机形成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只有社会客观需要与立法者(统治阶级)的利益汇合,才会促使立法主体产生立法的主观需求”[14],因此,首先要从社会的客观需求为起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