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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评书说案类电视法制节目叙事策略 　　[摘要] 近年来，评书说案类法制节目逐渐在电视传媒中流行，但节目模式上的雷同与模仿，造成了一些节目在取材定位和传播效果上过度娱乐化、媚俗化和普法意识的淡化。要想在媒体竞争激烈的环境下站稳脚跟，避免节目模式雷同化、定位过度娱乐化的倾向，必须在叙事策略上坚持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叙事视角上坚持平民化的心态和公共服务性的新闻品格；二是评述方式上注重悬念性和人性化的伦理诉求；三是主持风格上突出个性化的话语表达。 　　[关键词] 评书说案类法制节目 叙事策略 悬念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24.041 　　 　　近年来，一种新的法制栏目――评书说案类节目在电视传媒中逐渐流行开来。这类节目往往整合各地令人拍案惊奇的法制新闻进行全方位的深入报道，并以类似评书说讲的形式对这些法制背景材料进行二次创作，体现了国内新闻传播故事化和娱乐化发展的趋势。 　　评书说案类电视节目自2000年重庆卫视的《拍案说法》节目开播以来，就受到了观众的好评。独特的说书风格和章回体的编排结构一方面降低了法制新闻的严肃性、增强了法制节目的趣味性，又带有主持人鲜明独特的个人主持风格，因此颇受观众的欢迎。2003年凤凰台的《文涛拍案》更是被冠以“新派电视评书体”的称号。《今日说法》和央视《法治在线》栏目也都曾邀请过著名评书家连丽如、田连元在节目中以评书形式说法制故事。地方台中评书说案类电视节目，如江西卫视的《传奇故事》、陕西台的《说案》、广东台的《说案》、南方台的《拍案惊奇》等等，也十分风靡，这种主持人评讲故事的模式甚至蔓延至一般的民生新闻节目中，形成了说新闻、讲故事、评点人事的热潮。 　　但大量评书说案类节目模式上的雷同与模仿，不仅造成了观众的审美疲劳，而且因其争取收视率而一味媚俗，在节目取材和定位上就体现出了“重故事轻法理”的普法意识淡化而媚俗化严重。有学者指出：“除一些新闻性较强，具有轰动性的大案、要案外，法理、情理、伦理复杂交织的故事，是评书说案类节目选材的一个重点。这类故事可以说完全符合评书说案类节目‘讲法制故事，说人生传奇’的定位。但在节目制作中，这类题材常出现的问题是编导人员往往把握不住节目的普法之‘根’，把重点放在离奇的情节上，以故事来吸引观众，法理或法律知识的引导不深入。有些是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对涉及的法律知识草草带过，缺乏深入的挖掘，往往被看‘故事’的观众忽略；有些是讲完故事后，在结尾处由主持人匆匆点评，点评的重点又往往放在道德层面，缺乏法理的强调。”[1] 　　本文认为，评书说案类电视节目要想在媒介竞争大环境下站稳脚跟，避免节目模式雷同化、过度娱乐化的倾向，必须在话语策略上坚持以下几点： 　　一、叙事视角上坚持平民化的心态和公共服务性的新闻品格 　　现今，说新闻、讲故事已经成为公众普遍接受的新闻传播方式，也是传媒业界一致赞同的新闻传播理念。但说新闻、讲故事首先涉及一个讲什么、怎么讲的问题，也即故事本身和话语行为（言语）的问题。既然是只把新闻事件作为严格意义上的背景材料进行二度加工创作，就能间接反映出讲故事的人（传者）的叙事视角及其观点、立场。 　　叙事视角，就是指叙述者（传者）观察和叙述故事的角度。以普通百姓的眼光和平民心态来审视法制故事，应该说可选的范围很广，只要是贴近百姓生活的素材，都会增强观众的真实感和起到警醒和教育意义。《拍案说法》从内容上主要倾向于四方面的选择：“情、理、法冲突交织的典型案例；前沿性的法制话题；焦点性重大题材；贴近普通百姓生活的法治题材。如果四者相结合则是最佳选题。”[2]而《文涛拍案》的节目则取材于“大案、要案、奇案”，相比较而言，取材和定位上就与普通人的生活相疏离，只是一味寻求具有社会轰动效应的新闻，虽然能暂时迎合观众的好奇心和窥视欲，但不能让观众从中感受到个人生活是社会生活的缩影，节目通过展现他人的命运起伏，可以产生预警作用，进而使人关注身边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和公共利益，达到教育和普及法律知识的目的。一个好的电视节目的策划不仅要能吸引观众的注意、贴合其兴趣、最重要的是还要能让人树立正确的信念、满足其内心欲求，并能给以可执行的行动，如果仅仅做到前两个层面，就不能保证住收视率的长久稳定。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部分评书说案类节目虽然也立足“受者本位”的理念来做节目选题材，但放弃了根本的平民化心态和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放弃了引导舆论和对社会各界的监督鞭策作用，片面追求收视率和轰动效应，选题过于偏重“腥、星、性”，其实是本末倒置的。 　　二、评述方式上注重悬念性和人性化的伦理诉求 　　大部分评书说案类节目都十分注重悬念性的叙事结构，《拍案说法》借鉴了我国明代著名小说家冯梦龙“三言两拍”系列中的讲故事技巧和名称，借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