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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负面社会新闻报道中泛道德化 　　 随着近年来社会转型的加快，由于群体利益的冲突等负面社会新闻报道的比例近年来不断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负面社会新闻报道中，富士康跳楼事件、南平弑童案以及彭宇案等因媒体行为失范，造成了一系列消极影响。而在近期震动全国的“小悦悦事件”中，一些媒体在报道中表现出的“泛道德化”，也值得我们警惕。 　　 “小悦悦事件” 报道中的泛道德化倾向 　　 2011年10月13日下午，2岁女童小悦悦在广东佛山的广佛五金城里不慎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并两度碾压，随后肇事车辆逃逸。而在此后的７分钟内，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几个路人，都对此熟视无睹，甚至还有一辆机动车直接从女童身上再次开过，只有最后一名拾荒阿婆上前施以援手。该事件发生后，迅速引发媒体广泛报道。但在这些报道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泛道德化。 　　 泛道德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传统儒家文化就是一种以道德为核心观念的文化。《大学》提出的“三纲八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把个人的道德修养视为治国平天下的起点。所谓泛道德化，又称为“道德主义泛化”，就是道德意识在社会文化系统中占据主要地位，道德评价被无限拔高，无限度地涵盖和渗透到政治、法律、科技等其他评价话语体系中，使其他的评价体系都沦为道德的附庸。在“小悦悦事件”的报道中，这种泛道德化主要有以下表现： 　　 首先，报道主要从社会道德的视角切入，主题集中在道德批判 　　 综观对“小悦悦事件”的报道，司机和路人的不作为成为报道重点，“道德沦丧”、“冷血路人”、“见死不救”等字眼频频出现。例如，10月16日，羊城晚报头条标题将不施救的18名路人称之为“冷血路人”；10月17日，当地日报头版头条为《这一天，他们令佛山蒙羞》。在这些报道中，司机及路人对于被碾女童熟视无睹的种种表现都成为报道的主要内容，而报道的主题则定位于对他们这种冷漠行为的批判。如香港东方日报称：“最先撞倒悦悦的司机，疑因压力自首，但仍毫无悔意，冷血得令人发指。他坦承当时知道撞倒人，但完全无意停车，事后逃到陕西西安，也一度坚拒自首。对于被他碾得奄奄一息的女童悦悦，司机显得漠不关心”。 　　 其次，报道中关注血腥细节，刻意迎合甚至诱导受众关于社会道德沦丧的认知心理 　　 一些电视台在未进行处理的情况下，直接播出了监控摄像头拍摄的女童被碾压的视频。一些纸媒也把女童被碾于车轮下的血腥场景照片照登不误。不仅如此，许多报道联系此前发生的极端案例，以偏概全，直批社会道德沦丧。如10月17日的香港东方日报头版头条打出了标题“冷血的中国人”。此外，事件发生后，一些媒体还热炒“疑似肇事司机”， 在警方尚未证实对象身份之前，就把其“只愿意赔钱，不愿意自首”、“想躲三十年以应付警察”、“宁愿自杀也不自首”等言论原样刊登，继续撩拨公众关于社会冷漠的愤怒情绪。例如，某卫视在其新闻节目中直接引用了“疑似肇事司机”在电话中所说的“轧伤不如轧死”的原话。直至佛山警方发布两名肇事司机已被拘留的通告，媒体热炒的“疑似肇事司机”方被证伪。 　　 泛道德化报道的消极影响 　　 当前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根源复杂。将此类问题的报道泛道德化，简单地划归道德领域，并进行一味的国民性批判，容易出现诸多消极影响。 　　 首先，泛道德化报道视角狭隘，忽略了此类事件背后隐藏的更深层次社会问题 　　 “泛道德化话语要么只是对‘真理’的简单重复，要么是在‘真理’基础上的谴责，而没有与具体事件，尤其是具体事件的细节有机联系。”①同理，泛道德化报道也是过度谴责与正确理念相违背的人或事，而又过度捧与之相反的行为，却忽略了他们所描述的人群的真实生活。因此，这种报道模式既不能理清社会问题的实质，也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在“小悦悦事件”中，路人对遭辗压儿童的集体不作为，确实存在个人道德上的严重缺失。但路人的反应却也并非仅仅是道德缺失的结果。若将其视为特定群体，置于社会环境与事件现场的双重背景下，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出发，这种集体不作为的原因也可以用群体压力与从众心理来解释。“从众是指由群体的真实的或臆想的压力所引起的个体态度的变化。”②多数人在具有较高不确定性的突发事件面前，一般基于安全本能反应，倾向于直接模仿周围人的行为，希望与在场的多数人保持一致，把其作为最有效的安全选择。美国社会心理学家W?巴克在其所编的《社会心理学》中说：“遵从的压力确实能迫使个人接受大多数人的判断，这不仅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是如此，而且对任何一个正常的人来说，在判断的错误是明显的、肯定无疑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伊里亚德?阿伦森等社会心理学家则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信息性社会影响”，认为“判断一个突发事件是否真的发生了、是否真的需要你的帮助是非常困难的。旁观者常常依赖信息性社会影响来帮助他们弄清该做什么，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