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略传媒知识精英.docVIP

被忽略传媒知识精英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取得突破性发展过程,我国的新闻媒体无论是在新闻报道理念,市场经济的参与度,还是体制、制度建设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从本期开始,本刊“特别策划”栏目特约一批来自传媒研究和媒体实务界的文章,力图以点带面反映新闻媒体特别是广播电视媒体的改革成就,归纳出当前广播电视媒体改革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紧要问题,揭示广播电视持续又好又快发展的部分规律,引发广大广播电视工作者的思考,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增添一抹亮色。 　　 　　从1978到2008年,30年的新闻改革史自然成为当前新闻学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但是当我们回眸30年的改革进程时,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新闻改革的历史是什么,是纷繁纷扰的历史年份与事实的罗列,还是活跃在年份与事实背后,随着我们的接近而涌现的历史情境与意义再现?如果是前者,那么重新去诵读新闻改革30年这部鸿篇巨制,我们得到的可能仅仅是一系列编年史性的历史知识。倘若是后者,那么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同情式地理解历史接近历史,让新闻改革史成为一部惊心动魄的历史正剧,承载着教育与训诫的重任,因为“历史终究是人创造出来的,不能领会前人的思想情感,那么最多只能说他知道了历史事实,但不能说理解了或懂得了历史。”① 　　 　　历史经验主义的迷雾 　　 　　一如陈力丹教授所概括的“新闻传播学界对现实重大事件或问题的回应集中涌现,30年的学术研究的回顾中也蕴含着较多的深沉思考”。②所谓“深沉思考”,择其要者,有用“从宣传品、作品到产品”总结中国电视节目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有用“新闻:从意识形态宣传到公共知识”来概括30年来新闻传播内容性质的变化;有从历史上三次学界讨论来引申出新闻学本位的回归,即新闻与宣传差别的讨论促使媒体功能的多元;新闻是否商品的讨论促使新闻业走向市场;新闻专业主义的提出形成传媒公共利益至上的认识。③ 　　然而,在诸多研究文献中,似乎弥漫着一种历史经验主义的迷雾。如有文章认为中国新闻传媒三十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思想解放与初步改革阶段(1978――1992);全面改革与迅速发展阶段(1992――2000);深化改革与加快发展阶段(2001――至今)。在阶段划分的基础上,该文提出,中国新闻传媒30年巨变的历史经验主要有:思想解放是巨变的原初动力;技术进步是巨变的基本动力;中国特色制度变迁是巨变的正确路径;党的正确领导是巨变的关键所在。在此基础上该文继续提出新闻传媒要实现大发展大繁荣,应当大力提升传媒软实力,深化新闻管理和运行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优化新闻传媒生态结构,切实加强新闻从业者职业道德建设。也有文章将改革开放30年来电视新闻节目的变革概括为节目内容、节目形态、节目制作、节目播报、节目播出等五个方面,同时认为导致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因为改革开放的社会大背景催生了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和新闻改革,带来经济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也为电视媒体的改革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科技支撑。这类文献虽然角度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 　　 在这类文献中,年代或时段的划分之间,诸多的历史事件之间,或事实、事件与各种“改革的历史经验”“优化传媒生态结构”等等结论之间是何等关系,或者说,我们从文献中难以觉察“经验”和“结构”之间的逻辑推导过程,是某类社会情境支配的结果或者仅仅是某些事实的自然延伸,让人不得而知。另外,这类研究文章似乎误置了一个关键问题,即在新闻改革演进的背后是什么结构性力量塑造了这一切,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塑造了这一切。之所以说是误置,是因为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主流话语体系中,重视新闻改革背后的结构性力量尤其是执政党、政府与市场对新闻改革的支配性作用是大多数新闻改革文章自然而然的选择,但恰恰在传统话语体系中,部分结构性力量对新闻改革的塑造作用被视而不见,比如传媒知识精英。 　　 　　被忽略了的新闻改革中的结构性力量 　　 　　在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看来,不仅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连曾被视为“社会因素空场”的科学、技术等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同时,它们都是一个不断被社会建构的过程,这可以称为社会建构主义的元理论假设。也就是说,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几乎所有事物都是社会实践、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的产物,或者是相关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从这个元理论假设出发,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赞成并运用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认识、研究世界;也正是从这个元理论假设出发,在诸多忽略甚至拒绝考虑社会因素的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社会建构主义都作出了独到的分析和解释。④ 　　在建构主义的视角中,新时期的新闻改革并不是一个编年史学家们所理解的一个自然进化的过程,而是一个有着多方利益体系介入其中、多种力量互相牵制博弈、多种路径共同推进却又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