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近代商业思想演进.docVIP

试论中国近代商业思想演进 　　摘要：近代以来，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自然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并逐渐陷入半殖民地深渊。处此危急之际，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和官员改变了旧有的重义轻利观念，反思商业的重要性，提出重视商人、商业，以图通过商战维护国家的经济权益。在这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下，近代商业迅猛发展，取得较大成就。然而积重难返，清王朝的腐败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孱弱，最终没能使中国摆脱被欺凌的命运、走上富强的道路。 　　关键词：义利观；商业；商战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动地进入世界近代体系。随着外国商品的大量入关，商品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国人的思想开始转变，旧有的重义轻利的观念被改变，与有识之士的“求富”“自强”相融合，催化近代中国重商思想的勃起，并衍生为商战意识。 　　1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念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化和政治格局的终极原因，不应求之于人民的头脑之中，也不应求之于人们对于永恒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长的理解之中，而应求之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之中，这些原因不应求之于哲学，而应求之与该时代的经济。” 　　经济关系是社会生产关系对于意识形态的反映，也对社会经济基础起反作用。 　　自西汉而始，传统的儒家思想在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的大框架下，要求知识分子格物致知，以求达到仁义之境界，并在数千年之积淀下形成了“贵义贱利”的价值观念。从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到董仲舒的“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道不计其功”，再到黄宗羲的“君子小人之大辩，人禽之异，义利而矣”。直至宋明理学大师则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这种极端的观念，最终使世人以“忠信，礼仪”为荣，而以言利为耻。无论是幼童之进学，还是士之立身，先讲的都是“义利之辨”：“学要学得头脑清，莫先于辩义利之界，要得脚跟实，莫切于严诚伪之关。”刘锡鸿在西洋诸国旅居之时，见到他国熙攘求利、财物富足，却丝毫不觉艳羡，反而以其鄙陋，并用了一个自认很精彩的比喻描述当时之情感，认为自己“如同一个世家清贫的子弟，来到暴发致富的巨商大贾家中做客一样，怀着那种书香人家特有的矜持和傲岸风度，冷漠地注视着豪华客厅里的富丽摆设和涂金的装饰，器具固然精巧，而鄙视着这一切固然是诗书世家子弟从未见过，却始终缺乏读书世家的那种灵秀之气氛”。在他看来，中国不适宜学西洋之求利，而应“为世家者，督客其子弟，各自治其业，以肃其家政”，使“彼富豪不敢轻视”，若“欣羡华侈，舍己而致其所为，则餐之费，亦足以自荡其产”。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等级制度、价值观念、社会分工和道德文明在封建社会的长期蹒跚中经过高度整合，形成了士农工商为基础的有序结构模式，并始终处于相对稳定地位而难以变动。 　　2旧有思想的松动，重商思路的提出 　　西方的入侵和中国摆脱上国呓梦开始开眼看世界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寻求摆脱民族危机、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一部分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西方之所以这样强盛，不仅仅在于坚船利炮，更在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中国处而今之大变局，如果仍旧抱残守缺、不思进取，还以那种“商人无弊不作，其家资巨万，皆由包庇违禁货物，欺诈中外商夷所得”“峨冠博带之儒，且从而轻鄙之”的老观念去认识商业，是大无裨益的。要想真正摆脱被动、受欺凌的地位，必须要国富民强。 　　以郑观应、薛福成、王韬等人为首的先觉者在“变局”意识的驱动下以西方为参照物，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经济结构，认为商业是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首倡“重 　　王?w认为：“泰西诸国以通商为国本。”“英之国计民生全恃乎商，而其利悉出自航海。”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是靠通商富国的。面对这种世界大势，中国只能与之相适应，不能因噎废食。 　　曾经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薛富成提出商握四民之纲的观点：“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并近一步提出工体商用说：“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光绪二十二年（1896），陈炽在其《续富国策》的《创立商部说》中说英国“挟其坚船利炮，穗以纵横四海”是全恃“商之力”。 　　他们改变了工商为末的旧有看法，认为欧洲国家敢于侵扰大清主要缘于他们商业的发达、财力的富足。这个时候只有充分把握局势，抓住有利的因素，大力发展商业，鼓励本国商人与欧洲商人争利，才能在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争得更多的权益，逐渐地变被动为主动。如果反其道而行，不思改变，仍旧对商业大力抵制，必然国将不国，尧舜禹汤再世也难以挽救。 　　在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在这些处于江湖之远的知识分子的宣传下，一些身居庙堂的高级官员也终于开始放下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