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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农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关系 　　摘 要：处理好农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农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既有法的目的等方面的一致性，也在法的规范、法的实施、法的价值等方面存在矛盾和冲突，习惯法对国家制定法在调整范围、功能方面还有一定的补充作用。 　　关键词：农村；习惯法；国家制定法 　　中图分类号：DF092 　　文献标识码：A?オ?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加强农村法制建设，深入开展农村普法教育，增强农民的法制观念，提高农民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性，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背景下，新农村建设中需要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法律意识，处理好农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使农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良性互动，真正发挥国家制定法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引导和保障作用。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区域非常广阔，农村人口众多，农村习惯法在农村社区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国农村地区，存在内容丰富、功能全面的习惯法。[注：中国习惯法包括宗族习惯法、村落习惯法、行会习惯法、行业习惯法、秘密社会习惯法、宗教寺院习惯法、少数民族习惯法等（参见：高其才：中国的习惯法初探［J］.政治与法律，1993（2）：47.）。］我国历史上广大农村地区就依靠习惯法进行自治，形成了涉及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社区秩序的规范体系。我国农村的习惯法内容丰富，从社会权威角度看，有宗族习惯法、村落习惯法等；从规范对象来看，有农业习惯法、林业习惯法、渔业习惯法、畜牧业习惯法、狩猎习惯法等；从规范内容看，有民事习惯法、刑事习惯法、社会生活习惯法、程序习惯法等；从民族角度看，有汉族地区的农村习惯法、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习惯法等。我国农村的习惯法对于维持乡村秩序、满足个人需要、培养社会角色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农村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非常复杂。总体而言，在中国的农村地区，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既有其一致性，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矛盾和冲突，并且习惯法对国家制定法还有一定的补充作用。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客观认识、区别对待、具体处理。 　　 　　一、农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一致 　　 　　农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在法的目的和功能、法的内容、解纷方式等方面具有一些内在的共同性。这主要表现在农村习惯法所反对、不容的某些行为也为国家制定法所禁止，农村习惯法所提倡、鼓励、赞成的某些行为也为国家制定法所确认和保护。农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具有共源、同生、并行的关系，客观上互相支撑、相互影响。 　　在法的目的和功能方面，农村习惯法与国家法都是为了调整农村社会的社会关系，规范农村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解决农村社会的纷争，维持农村社会的秩序。同为社会规范，同为人类法文化组成部分的农村习惯法和国家法，都是在吸收、继承人类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调整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特别在对于人的生存和人的尊严的关注和保护方面，两者无疑有着某种共同和一致之处。 　　农村习惯法特别是成文的乡规民约、村规民约，往往明确规定是根据国家法的有关规定和精神拟定的。习惯法一般要求农村社区成员遵纪守法，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如1983年的广西龙胜泗水公社周家大队的村规民约就规定：“全大队公民必须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做执法的模范。”[1] 　　在法的内容方面，农村习惯法与国家法在许多领域更有一致和共同的方面。如山东有村规民约规定：“凡户口在我村的村民享有以下权利：宪法规定的权利；参加村务活动，提出建议和批评，监督干部工作的权利；选举和被选举权；享受各种公共事业利益的权利。”[2]可见农村习惯法注意与国家制定法的一致，维护国家法律的地位，保障国家法规定的公民权利。 　　农村习惯法大都严格禁止偷盗行为并给予各种处罚，习惯法保护村寨、家族以及家庭的财产所有权。如农村习惯法大多禁止偷盗，偷盗者根据偷盗物的不同除退出赃物外，并受按价赔偿、加倍赔偿、罚款、罚做公家工、开除村寨籍乃至处死的处罚。一九九九年通过的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六拉村村规民约第一条就规定，“保护国家、集体、个人财产人人有责，发现偷窃财物应立即扭送村小组或村委会，见者不报，以参与偷窃论处”，并逐一进行了具体规定。 [注：六拉村村规民约系我于2004年4月在广西金秀六拉村村委会搜集。］国家的《宪法》、《刑法》、《民法通则》、《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也保护集体、个人的财产所有权，禁止偷盗行为，违反者由国家司法、执法机关给予各种制裁。因此这两者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其他如禁止强奸、抢劫、杀人等，农村习惯法的基本精神与国家制定法也相一致。 　　各地农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