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外戏剧文学中女扮男装现象.docVIP

试论中外戏剧文学中女扮男装现象 　　我们在阅读欣赏中外戏剧文学时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中外戏剧文学中借助人物尤其女性的乔装打扮以引起“误会”、“巧合”的剧作俯拾皆是。“女扮男装”的题材不但受到戏剧家的青睐，而且似乎成为一种传统：祝英台与梁山伯的故事，几百年间不知被多少戏曲剧种搬上舞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花木兰改木棣，替父从军，在男性的世界里，冲锋陷阵，搬演了一曲巾帼不让须眉的千古绝唱；还有《女驸马》、《春桃记》、《再生缘》、《三进士》等等。外国戏剧家对此题材也同样乐此不疲：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一些剧作家就已经在女性人物的乔装打扮方面做过有益的尝试，像“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特斯》三部曲、普劳图斯的《孪生兄弟》等。欧洲戏剧发展到文艺复兴阶段，“女扮男装”到了戏剧大师莎士比亚手里更是被发扬光大，运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据统计，在莎士比亚现存的37部剧作中，有20部里写到人物的乔装打扮，出现的频率多达四十余次，其中又以“女扮男装”的情形最为常见。比如《终成眷属》里的海丽娜，《皆大欢喜》里的罗瑟琳，《威尼斯商人》里的鲍西娅，《第十二夜》里的薇奥拉等等。 　　中外戏剧文学中的“女扮男装”现象，综其原因，并非纯然属于戏剧艺术家们主观杜撰的神来之笔，也不是心血来潮的一时之得，更不是追求噱头的“招徕”之术，而是源于现实，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独特的思考和真实的反映。清代学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曾列举出大量见诸史传的“女扮男装”的真人真事：“晋熙王永日谋叛，事泄奔魏，携妻吴氏作丈夫服，亦骑马自随”（《宋史》），“杨大眼妻潘氏，当游历之际亦戎装，与大眼并驰。及还营，同坐幕下对诸僚佐，大眼指谓诸将曰：‘此潘将军也’。”（《北史》）……红颜亦改戎装之事，在国外也屡见不鲜。据传美国在独立战争期间，有一芳名叫德伯勒?桑浦森的妇女，乔装打扮，化名参军。一次战斗中头部和腿部都受了伤，包扎好头部后，夹带从医院偷出来的手术器械，自己为自己做了手术，取出腿部的一粒子弹，还有一粒未能取出就又勇敢地重返了前线。时值隆冬，她伤势严重，发高烧被人送进医院，才显露出女儿身。桑浦森的故事在美国历史上广为传播，酷似美国版的“花木兰”。 　　中外戏剧文学中为什么会频繁出现“女扮男装”现象？又是什么原因促使花容月貌的娉婷女子改装为胡须环鬓的“彪形大汉”，遮掩阴柔之美而追求阳刚之气呢？常言道：事出有因。一、大凡是为了争取个人幸福，追求理想生活，取得像男人们那样的对个人恋爱婚姻的自主权，像《终成眷属》里的海丽娜，《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祝英台。二、是为了躲避强权迫害，以求生存，蓄积力量或图谋东山再起，或期盼明君贤臣的出现，能平反昭雪，如《皆大欢喜》里逃离宫廷的罗瑟琳，《再生缘》里为逃脱父亲蒙冤、遭满门抄斩的横祸而乔装出走的孟丽君。三、是为了拯救他人、家庭，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侠女烈妇，如为使丈夫挚友安东尼奥免死于犹太商人夏洛克刀下而乔扮律师的鲍西娅，替父从军、英勇杀敌十二载的花木兰等。 　　中外戏剧文学中均存在的“女扮男装”现象决非偶然。推究而论，在于作者思想立意方面的需要。中外妇女在古代社会有着共同的生活境遇。尽管妇女占了人类的一半，尽管妇女对人类的生息繁衍以及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进步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伟大作用，但在漫长的奴隶制、封建制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卑下而微不足道，受尽侮辱和损害。在中国，她们曾经被蔑称为亡国败家的“祸水”；曾经被孔夫子将之与“小人”相并列，即所谓的“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卷九，《阳货第十七》第77页）；而体系完备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更如一座座阴山，压弯了妇女的腰肢，窒息戕害着妇女的生命。在国外，妇女的地位和命运同样地微不足道和悲惨。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就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男子对妇女的绝对统治乃是社会的根本法则”，“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l版，第79、69页）中外妇女在奴隶、封建社会由于遭受严重的压迫，在爱情、婚姻生活中毫无个人自由选择性――古代妇女在婴幼儿时期，尚可与外界有所接触，一旦稍谙人事，更不消说情窦初开的花季妙龄，便被施以锁闭闺房的隔离。除却自己的父亲、兄弟之外，很难再与其他异性发生接触，婚姻之事，终身大事，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毫无个人自由可言。而乔装打扮，抹去胭脂之粉，卸掉金钗之簪，脱下裙装之束，才能混迹于外面的世界，才可能变被动为主动，才能呼吸些许自由清新的空气，也才能最终听凭自己的意愿去寻找终身伴侣，力求获得那种两情相悦、情投意合的美满姻缘。从思想立意的视角来看，“女扮男装”不啻古代奴隶、封建社会的女性在特殊环境之下的一种特殊的择偶方式，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