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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协商民主正向功能及其实践困境 　　摘要：协商民主的兴起与20世纪后半期的参与革命及新社会运动密不可分。而从中又折射出了民众对西方代议制实践的不满。总体而言，协商民主有助于增强政府统治合法性、提高公共政策质量、促进多元社会的相互理解及培育公共精神。然而在实践中协商民主追求单一共识的做法会造成对差异的压制，对协商能力的要求会强化权势集团在决策中的影响，对理性观点的偏爱会使感性、激情和极端的观点受到排斥，而且过于理想化的程序规定也使其难以有效推广。 　　关键词：协商民主；代议制；合法性；公共精神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8－0036－05 　　 　　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概念是约瑟夫?毕塞特在其文章中最先提出来的，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它成为西方最具发展前景的民主理论，并且获得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在协商民主支持者看来，民主的目标应当是处理相冲突的政治偏好，而且这种处理不是通过施压、交易和妥协来实现的。“是通过对问题的开放和无强制的讨论来进行的，以旨在达到一致意见。”他们相信，在道德原则及价值观念不可化约的多元社会，协商过程有助于争议性问题的解决及推进民主。那么，协商民主的兴起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协商民主所具有的正向功能表现在哪些方面?协商民主在实践中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困境?本文将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协商民主与民主政治的发展 　　 　　协商民主的兴起是与西方世界的参与革命及新社会运动密不可分的，而参与革命及新社会运动的爆发又折射出了民众对代议制实践的不满。民众的这种不满其根源在于既有的民主制度虽然赋予了他们形式上的政治权利，却并未赋予他们真正的决策参与权。根据熊彼特以来的主流民主理论，民主是一种代议制安排。在其中民众政治参与的主要渠道是选举，而他们的职责则被限定为挑选政策的制定者。很显然，这样的参与不足以促进民众主动性的发挥，更不足以使政府决策具有实质上的公共性。正如民主理论家戴维?赫尔德所言：“如果公民有作为公民而积极行动的实际权利，也就是说，当公民享有一系列允许他们要求民主参与并把民主参与视作一种权利的时候，民主才是名副其实的民主。”有鉴于此，以达尔为首的多元民主论者提出应该引入团体的竞争来确保更多的参与，在他们看来集团政治能够缓解作为个体的普通公民因为政治能力不高而导致的政治冷漠。然而集团政治同样有其弊病，多元民主的批评者指出，压力集团的活动不仅带来了严重的腐败，而且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毕竟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下，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工商业利益集团必然主导着政府的政策，无组织的利益则难以得到有效维护，这是不言而喻的。 　　为了纠正代议制在实践中的缺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些政治学家提出要重新审视人民的统治的真正内涵，切实保障公民参与政治过程。他们摒弃了公民只是投票者的狭隘观念，相信公民的主权者地位需要完备的制度化参与渠道。与此同时，这些理论家们鼓励有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的普通公民积极卷入政治，认为这既有利于加强民主监控，也有利于培育公共精神和美德。虽然参与民主的源头通常追溯至密尔那里，因为他曾经说过代议制政府与广泛的公民参与可以相容，但实际上强调公共生活重要性的共和主义观念是有悠久历史的，而且它与西方政治传统中的下述假定正相吻合，即每个人是自己利益的判断者。既然每个人对于自己的事情都有着更为准确的理解，那么在逻辑上说涉及所有人的政策制定就应该让每个人有发言权，而非只允许他们选出一些人来发言。这种观念最终促成了90年代以来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一时之间协商民主成为政治理论中最引人注目的关键词，不管你支持还是反对，它都成为学术讨论中绕不开的话题。 　　概略而言，协商民主指的是自由、平等、理性的公民通过积极参与对话和争辩来影响政府决策的制定，它“是针对各种各样在当代民主中普遍存在的‘弊病’而提出的，如糟糕的决策、断章取义的政治、低水平的参与、不断下降的政府合法性及无知的市民等”。与社会选择理论家将政策制定视为偏好聚合的过程不同，协商民主的一个基本特征就在于其相信偏好不是既定的而是可变的。在聚合式的民主中，公众不需要考虑他人的偏好是否具有合理性，也不考虑个人的偏好是否会构成对公共利益的威胁，他们只要真实表达自己的偏好就行，大多数人的偏好是最终在决策中胜出的偏好。协商民主理论则认为，公共决策应该在投票前引入协商机制，在其中每位协商者都应该认真倾听对方的观点，同时也可以用有力的证据来捍卫自己的观点。虽然协商民主的兴起源于对代议民主的批评和反思，但它并不是对代议民主的否定，毕竟协商民主只有在自由和法治已经得到确立和保障的民主社会里才可能实施，而且单靠协商机制并不能促成有效决策。由于协商的结果常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