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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古诗歌意象类文字性 　　摘 要：本文首先对古诗歌意象的性质作了界定，认为它属于书写条件下的物语，然后从约定性、可视性以及古诗歌意象所体现的汉民族的意象思维三个方面对古诗歌意象进行了阐释，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古诗歌意象具有类文字性质。 　　关键词：古诗歌意象 意象思维 类文字性 　　 　　符号就是指一切具有言此意彼或指物性的表达现象，具体包括文字符号、从言语中抽象出来的语言符号、正在说的话语符号、图像符号和实物符号五大类，即“字语、词语、图语、话语”和“物语”（孟华，2008）。概括起来就是“言、文、象”三类。我们这里所说的古诗歌意象就属于“物语”的范畴。 　　孟华老师认为，一切并非为符号的目的而自然形成或人为制造出的可视物，由于人赋予其符号价值，使物成为某种命名对象或意义载体，这样的可视物就是物语，具体包括对象性物语和载体性物语两类。古诗歌中的意象就是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根据自己的主观理解赋予自然界中的某些物象或者社会事物、人物形象、生活场景等符号价值，使“物”成为某种意义意味或者意蕴的传达者，是属于载体性物语的范畴，但是这种物语又是以诗歌文本的形式呈现的，因此属于书写条件下的物语，跟我们熟悉可视物的物语是有区别的。此时的物语已经被汉字隐性书写了。下面我们将从约定性和可视性以及古诗歌意象所体现的汉民族的意象思维三个方面来探讨一下古诗歌意象的类文字性。 　　一、古诗歌意象的约定性 　　约定性是符号学的概念，是指符号能指跟所指相对固定的结合是由社会约定俗成的，索绪尔认为约定俗成性是语言符号的最基本的特征。语言符号的音义关系是由社会约定的，用什么样的“音”去表达什么样的“义”，人们说不出道理，具有任意约定性。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同样是具有约定性的。文字的约定性指的就是文字的字形与它所表达的对象间的联系是经过全社会的共同约定建立起来的，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理据性可言。尽管有的字形跟原型极其相似，但是这也要经过全社会的共同约定，毕竟人们的思维方式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也不同，如果不加约定，同样一个文字就会出现几种截然不同的写法。而且世界文字呈现多样性的特点就是文字具有约定性的一个典型表现，如同样一个“衣”字，甲骨文写作，纳西文写作，这种差异性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了文字的约定性。 　　跟文字类似，古诗歌的意象也是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多次使用某种物象或者社会事物、人物形象、生活场景来表达固定的情感，最后被约定俗成，成为某种意义的固定传达。此后，诗人在诗歌创作中，便约定俗成地加以遵循。下面以“梅花”为例进行说明。 　　在中国诗歌史上，“梅”是备受文人们青睐的母题之一。“梅”与“松、竹”并列为“岁寒三友”，与“兰、竹、菊”共享“四君子”之美誉，历来受到作家的反复吟诵。梅的吸引力经久不衰，究其原因，固然同梅开花时间之寒、生长之地之偏、风姿神韵之疏、香气之幽、风韵之清有关，但更是社会约定的结果，并且这种约定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古诗歌中最早提到梅的意象是《诗经》中的《?坑忻贰罚?诗歌用梅实成熟来感慨情爱嫁娶。可见，此时人们对梅的认识尚处于实用阶段，关注的是与农耕生活密切相关的果与材，并未涉及其花。此时的梅花意象是属于字语的。诗歌中的“梅”指的就是梅花本身。六朝时，梅“始以花闻天下”实现了从实用到审美的飞跃。不过，晋唐之际，梅花在人们眼中只是非常普通的早春花卉，没有什么意义承载，人们因之引发的感慨也多为物色荣谢、探梅寻春之类，如江总《梅花落》：“腊月正月早惊春，众花未发梅花新”。此时，人们注意到梅的花期之早，但仍将之归为桃李杏花一类的春日时艳芳菲，没有赋予其深刻的思想内涵。这时的梅花意象已经发展为词语，看到梅花想到的是早春之物，而非梅花本身。入宋以来，人们对梅的审美热情日益高涨，宋人的审美由外及内，更注重由事物的自然属性隐身出来的象征意义。此时，人们通过不断地品味咀嚼，梅斗雪凌霜、岁寒独放的特性日益凸显。宋代建立起来的文化象征，为后世提供了审美典范。此后，梅在诗人们的笔下成了诗人自我气质的载体，映射着文人雅士的人格品味和文化品格。梅被约定为表达孤高、不屑流俗的品格以及不怕挫折、敢为天下先的品质，并且受到诗人的青睐，延传至今。这时的梅花意象才成为载体性的物语，被约定俗成地成为某种意蕴的传达。纵观整个诗歌史，从六朝开始就没有出现过一首贬斥梅花的诗歌，可见古诗歌的意象跟文字一样，一旦经过约定，得到人们的认同，就会被人们遵循，不会轻易改变。在此需要强调一点，文字的物质铭刻性以及文本性的特点为古诗歌意象的约定俗成提供了条件。 　　综上所述，我们看出跟文字类似，古诗歌意象也具有约定性，并且这种约定性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二、古诗歌意象的可视性 　　可视性并不是指对事物原型和摹本的真实再现，而是一个视觉相似性的模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