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性政治中的群体差异与资源借用中产抗争与农民-社会学评论.PDFVIP

抗争性政治中的群体差异与资源借用:中产抗争与农民抗争的个案比较 抗争性政治中的群体差异与资源借用: 中产抗争与农民抗争的个案比较 谢 颖 林 芬 内容提要：中国已经进入群体性事件多发期，以城市业主为主体的中产抗争日渐增多，与传统的农民群 体抗争事件形成鲜明对比。本文通过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分析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案例，阐释了中产阶级、 农民群体、媒体和政府之间的博弈过程。研究发现，与农民相比，中产抗争的武器更加多元化，具有去政治 化的表演性和创新性，有能力塑造多元的话语结构和维持媒体的关注，最终导致了农民抗争的失败和中产 抗争的成功。这种差异根源于，在抗争性政治的实际过程中，中产阶级与国家的边界具有模糊性。一方面， 中产阶级虽然在资源上强于农民，但在权威国家中，多种话语和符号通常并存于一个社会运动之中，而处于 同情者位置的广大受众决定了哪种话语能成为主导。因此，中产得通过媒体，借用农民抗争的道义资源，在 民间合理化自己的抗争诉求。另一方面，中产虽然相对于国家是弱者，但执行国家控制措施的很多单独个 体也是中产的一部分。因此中产在牵涉到其自身利益的议题上有意愿将抗争议题去政治化，避免抗争越 界，通过协商抗争，在国家管制结构里合理化自己的诉求。这两个过程结合在一起，促使了中产和农民在抗 争方式、组织、资源和话语上的差异，从而导致这两类运动结果的迥异。 关键词：集体行动；抗争性政治；中产阶级；资源借用 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的变迁——经济体制的转型、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策略的调整，社会矛盾的表现形 式不断变化——不同群体的抗争诉求和行为方式也呈现鲜明的时代特征。例如，早期的农民抗争主要针 对农业税、强制性作物选择政策以及极端的计划生育控制实践等问题。近来，农民抗争更多的表现在抵制 土地征用和对抗环境风险等。而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城市群体性事件中，矛盾主要体现在旧城拆迁、房地 产和物业纠纷、环境保护（邻避效应）等方面。（王小章、冯婷，2014;赵鼎新，2012） 对社会运动和抗争性事件的研究日益强调国家的重要性。在不同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下，不同群 体的抗争策略会影响国家所采用的应对措施；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与策略又同时影响了抗争者的政 治表述和集体行动的发展。这二者的互动最终导致了抗争的成败。（冯仕政，2004；应星，2007；刘能， 2008；黄卫平、陈家喜，2008;TillyTarrow，2006;黄冬娅，2011）在中国的语境里，相对于国家而言，农民和 中产的弱势性显而易见。因此在关于中国集体行动的研究中，尤其是农民抗争中，“强vs.弱”对立的二维 分析框架十分流行。“弱者的武器”一度被广为使用，并引发了各种延拓性的研究。这一概念是斯科特在二 基金项目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集体行动研究”（14CSH033）；国家留学基金委青年骨干教师研修项目和 香港城市大学研究基金（PJ7008169）。 作者简介：谢颖，社会学博士，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林芬，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助理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 社会学博士。 - 34 - 第4卷 第1期 社会学评论 Vol.4 No.1,Jan.2016 2016年1月 SociologicalReviewofChina 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的。他描述了马来西亚农民针对富人和基层政府组织的反抗策略，将其总结为“弱 者的武器”，用以解释底层群体生存与反抗的逻辑。（Scott，1985） 这种“强弱”简单对立的分析框架是建立在单一抗争主体与国家的比较基础上。一旦研究问题拓展到 集体行动中不同类型抗争主体之间的相互关联时，这个框架就捉襟见肘了。首先，强弱是相对概念，取决 于比较的参考点。中产阶级比传统的农民在资源、社会地位、法律地位上都更有优势。他们的抗争形式和 策略都已经超越传统的“弱者的武器”所涵盖的范畴。但是，在权威国家中，鉴于运动组织的薄弱，很多抗 争性事件具有自发性。在新媒介环境里，大量话语和符号可以同时在一个事件里存在竞争。而决定哪种 话语具有最终主导性的往往是处于同情者位置的广大受众。（赵鼎新，2006）当一场社会运动的合理性需要 民意评审时，中产阶级的“较强”身份反而没有优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