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方申诉案件息诉机制探索与实践.docVIP

被害方申诉案件息诉机制探索与实践 　　一句话导读 　　当前存在着一系列制约检察机关办理被害方申诉案件,取得息诉效果的因素,针对此,本文探讨推进被害方申诉案件息诉工作机制,对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本文对“被害方”作较为广义的理解,即此处的被害方包括作为刑事案件当事人中被害人和已经做出不立案决定案件中作为控告人的被害人,以及两者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同时,将作为探讨对象的“被害方申诉案件”的范围限定为原案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的案件。 　　 　　一、制约被害方申诉案件息诉的关键性因素 　　 　　“检察机关不能就案办案,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在法律上对案件做出结论而不重视问题的真正解决。不仅坚持严格公正执法,确保案件依法正确处理,而且要主动把执法办案工作向化解社会矛盾延伸,把执法办案的过程变成化解消极因素、促进社会和谐的过程,真正实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息诉罢访”。[1]然而,当前存在着一系列因素制约了检察机关在办理被害方申诉案件时息诉工作的效果。 　　首先,申诉案件承办人的息诉积极性不足。申诉案件的息诉需要承办人与申诉人之间保持良好的互动性。交流的顺畅以及信任关系的建立是息诉工作取得成功的前提,然而这些工作需要承办人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在当前申诉案件日益增多、办案效率作为重要考核指标的工作整体情势下,承办人势必不可能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案件息诉工作中。 　　其次,申诉案件承办人的息诉能力有待提高。息诉能力欠缺的具体表现有:忽视息诉工作的互动性,对申诉人缺乏必要的耐心、理解以及必要的引导;忽视释法析理的方式和技巧,不会使用群众的语言以群众能接受的方式让申诉人接受其说理;不会利用与申诉人相关的第三方的力量做好申诉人的息诉工作,等等。 　　其三,检察机关职能的有限性制约了案件息诉效果。检察机关所具有的法律监督权经媒体放大,使得民众将检察机关视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进而对检察机关有了不理性的无限期待。然而,检察机关的职能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一方面来自于国家机构设置上的功能预设限制;另一方面来自于司法程序内在的规律和特殊性以及权力本身运行的规则性和程序性要求。这种有限与无限、具体与抽象之间的矛盾,必然使得检察机关的办案效果不能使申诉人满意,进而影响了案件的息诉工作效果。 　　其四,刑事诉讼程序中某些制度设计未落实到实践中,使得案件流向申诉阶段难以息诉。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害人在诉讼程序中所享有的知情权有:立案阶段,告知案件已经移送其他机关;告知不立案理由;侦查阶段,告知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审查起诉阶段,告知委托代理人权利,告知不起诉决定;审判阶段,告知开庭时间、地点,告知申请回避权,告知判决内容。[2]然而,实践中由于侦查程序的封闭性、审查起诉程序远离被害人的运作方式以及法院量刑的独断性,都使得被害人被隔绝于诉讼程序。这种隔绝甚至可能使得被害人丧失其他诉讼权利。而待被害人在获知法院判决后,往往会因为判决没有包含自己的诉求而提起申诉,并对提起公诉的检察机关的公正性提出质疑。 　　最后,当前刑事诉讼程序中某些制度设计缺失,增大了被害方申诉案件的息诉难度。制度缺失在“被害人无法获得有效赔偿”这一问题上有着突出的表现。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告人的民事赔偿责任,然而实践中存在着大量刑事案件被害人因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或赔偿能力不足,或案件发生后较长时间内难以查获犯罪嫌疑人或因证据原因无法认定责任者,而难以获得有效的赔偿,生活、医疗陷入困境的情形。这类被害人为获得经济赔偿,往往易于转化为缠访缠诉人员。 　　 　　二、被害方申诉案件的息诉机制探索与实践 　　 　　(一)强化案件息诉意识,提高化解矛盾能力 　　第一,通过制定更加科学的办案考核体系,比如适当加大案件息诉工作的考核权重,调和案件息诉工作量大与办案效率之间的矛盾,解除承办人深入开展申诉工作的后顾之忧;树立和宣传一批案件息诉能手,将他们的息诉经验和技巧予以交流和分享,同时辅以必要的褒奖制度,以此促进和激励承办人积极开展案件息诉工作。 　　第二,对现有办案程序和办案方式进行反思,探索和总结出更符合诉讼原理的案件分流机制,从而以多样化的办案方式和有效的息诉方式调和案件息诉工作量大与高结案率之间的矛盾。譬如,加大审查结案办案方式的应用,对那些无立案复查必要或尚未达到立案所需形式要件的案件,要在立案环节予以分流;针对那些原裁判正确、而申诉人因存在错误认识而积极申诉的案件,要在案件办理过程中通过风险预警、充分释法说理等方式,积极引导当事人撤回申诉。 　　第三,注重提高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