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丝竹繁兴乐社背景.docVIP

苏南丝竹繁兴乐社背景 　　乐会社组织是江南丝竹音乐的摇篮。苏南和环太湖地区的音乐会社历史传统及其演变与发展，提升了江南地区传统器乐演奏的艺术水准，直接孕育并催生了江南丝竹这一影响深远的器乐乐种样式。由此也可以说，如果明清时期没有多种性质和多种样式的音乐会社组织在苏南和环太湖地区普遍生存以及都市文人音乐会社组织在晚清和近代的兴起，也就不可能有民国以来在该地区突显“雅集”特征和“乐种”意义的江南丝竹的形成和丝竹乐器演奏人才辈出的局面出现。根据这些会社兴起、发展所处不同历史阶段以及各自所具有的不同文化属性、组织形式、成员构成、活动空间、表演内容等，明清两代和民国初期的苏南和环太湖地区音乐会社组织，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三种主要的类型，即：“家乐”班、“堂名”班和文人乐社。 　　 　　一、 繁盛、时尚的“家乐”班 　　 　　家乐班，是指非官方乐部机构组建和非职业性艺人谋生组建的由私人家室蓄养的自娱性戏曲、歌舞班子，亦可称为“私家乐班”或简称为“家乐”。私家蓄养乐班现象，在秦汉至明清的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历程中，有着它独特而绵延不断的久远传统。拥有家乐班的私家主人，在各朝各代都主要是缙绅、士大夫和富商阶层。因此，在明清时期以缙绅、士大夫和富商阶层居住最为密集而闻名中外的环太湖地区都市中，私家蓄养家乐班现象即有超乎其它任何地区的突出展现。而这一突出展现之中，又以苏南地区各繁华都市最为引人注目。这里，笔者以《明清家乐研究》①附录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将其中属于苏南和环太湖地区缙绅、士大夫和富商阶层蓄养的家乐班材料集中起来，按江苏（苏南）、浙江（浙东北）、上海三大区域（以数量多少排序）进行统计，即知江苏占146家，名列首位的为无锡（32家），其余依次为苏州（含吴县，25家）、扬州（16家）、南京（15家）、常熟（10家）、武进（9家）、昆山（9家）、太仓（7家）、其它县市（共27家）；浙江占51家，名列首位的是绍兴（12家），其余依次为杭州（7家）、嘉兴（7家）、平湖（5家）、湖州（4家）、其它县市（共16家）；上海占37家，名列首位是松江（含华亭，25家），其余为上海（6家）、嘉定（6家）。在三地全部乐班总数234家中，居于前五位的是无锡、苏州、松江、扬州和南京。现将这一统计数字组合为《明清苏南及环太湖地区“家乐”班分布及数量简表》做如下显示（见表一）。 　　 　　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出现在环太湖地区的私家乐班总量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都集中在濒临太湖的几个环境优雅、生活舒适的都市内，并且以苏南地区最多和最集中。其中南京之所以进入前五位的行列，当因居于明皇帝国建国之都地位，是为江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故而治所内官宦、富豪之家甚众，私家蓄乐亦多有所见。如开国功臣李义忠之子李言恭袭封临淮侯后，一家三代（子李宗城、孙李元素）世居南京，均连续蓄养家乐，娱乐性演出甚为频繁，形式内容多有出新，时获文人雅士“琴筝非昔响，商羽因时变”之赞誉和评价②；扬州之所以居于第四，则是因为作为江南商业重镇、清中叶以来两淮盐务中心，盐商富豪多居其地，尽管从自然地理角度上看扬州位于长江北岸，在空间位置概念上本属“江北”，但从社会、经济、文化角度看，扬州却又明显具有浓厚“江南”特色，音乐文化与吴中地区音乐文化联系根深蒂固，“家乐”之风亦相当盛行，如扬州盐商首总江春，家蓄“德音班”，成员众多、角色齐全，除演员外，还专门招集“箫管歌吹张君思，三弦高坤一，笛邹文元，鼓板牟七、朱三，琵琶清曲璩万资、惠如松、王思恕”等丝竹乐器演奏高手，其教练亦“皆吴门老集秀部名伶”③，丝竹乐队演奏之吴中地域风格相当明显。 　　无锡、苏州和松江之所以居于前三位，其根本因素则不能不将之归结为江苏吴中地区自然环境的优越、文化积累的深厚以及生活状态的雅致所造成。那些生活富裕、具有较高音乐文化素养且又“留心声律”的缙绅、士大夫家室，选择和集中在太湖岸畔的这几个相邻都市居家建园，主要是因为家乐主人对文化氛围的高点选择、声色娱乐的特殊依恋和园林景观的格外情钟。明人沈周所绘《清明上河图》长卷中，有苏州城内显贵主人在豪华住宅园林台榭赏悦家乐班丝竹歌舞表演的环境和场面显现，经辨识可知台右侧站立的乐队有五人正用笙、笛、箫、阮和拍板等丝竹乐器伴奏，此即是上述私家乐班生存分布特点的实景画面展示(图1，辽宁省博物馆藏)④。 　　明清环太湖地区的私家蓄乐现象，以苏南地区最突出，在苏南地区又以无锡、苏州等地（事实还包括常熟、昆山和太仓）最为繁盛，其技艺也最高，影响也最大。晚明以来，无锡、苏州地区私家乐班成员，多被其它地区私家乐班纳为教师，从而在表演技艺和演习内容方面形成向四方扩散、传承的放射性影响。《康熙无锡县志》称：“明万历中，邑大姓以梨园之技擅称于时，其人散之四方，各为教师，孳乳既多，流风弥盛。”⑤由此当可证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