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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山西民歌中五度三音列结构 　　音乐学家乔建中先生在探讨北方汉族山歌的音调结构时，认为“最有代表性并最能反映北方人民音乐思维特征的就是以四度音调为特色的：五度三音列”’。他的所谓“五度三音列”概念，是指“在五度范围内的四一二度(或二一四度)关系三音列”。乔先生还归纳出有三个骨干音的“单一五度三音列结构”、四个骨干音的“综合五度三音列结构”、超出五声范围的“变型五度三音列结构”等三种基本音列结构类型。”这里的“五度三音列”已不仅仅是一种“五度”和“三音”的“数量”规定，更是音的内在运动方式的质的规定，是具有以四度和二度运动组合为基本运动形态规律的、具有特定意义的音的组合。这对我们深入分析包括山西民歌在内的北方民歌的音调结构和风格特点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本文就是在这一理论启发下，对山西民歌做一点简要分析。 　　 　　一、“五度三音列”在山西民歌中的具体体现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素有“戏曲的故乡、民歌的海洋”之称。山西也是历史上贱民“乐户”最为集中的地方。他们世代以音乐为业，承应着官府、民间的各种音乐活动，“男记四十大曲，女记小令三千”。说明山西民间音乐不仅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而且是非常丰富多样的。 　　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山西民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五度三音列”就是山西民歌中最为典型的旋律运动形态，上述三种类型的音列结构在山西民歌中均有大量而普遍的存在。 　　1．单一五度三音列结构。由五度内的四度加二度或者二度加四度构成，并可由转位、逆行等不同的方式组成。主要有?找还?一商和商―徵一羽两种类型。在山西的民歌中，这样的乐例可以说是举不胜举。如下例： 　　 　　显然，从我们在谱例上画出的方括号可以看出，例1是徵一宫一商型的音列结构，而例2则是商一徵―羽型的结构。 　　单一五度三音列结构是晋北、晋西北、晋中地区民歌中最典型的音调结构之一。它的特点是基本上由调式骨干音构成，可以有多种变形，但其中至少包含一个四度的跳进。 　　2．综合五度三音列结构。这类结构是由两个以上不同的单一五度三音列复合而成的。主要由宫、商、徵、羽四个骨干音组成，但徵一宫一商、商一徵―羽分组结合成单一五度三音列的倾向性依然明显存在。如： 　　 　　该例中的宫、商、角、徵、羽都是重要的支柱音，由不同的单一五度三音列复合而成，第1、2小节是商―徵一羽组合，第3小节第1拍是徵一商一角、第2拍和第4小节是商一徵一羽结构的变形，第5小节是商一徵一羽的变形，第6小节是徵一宫一商的逆行，最后两小节是徵一宫一商和商―徵一羽两种类型的混合，中心音则是它们所共有的商音。 　　3．变型五度三音列结构。此类结构是指音列超出五声范围，出现了偏音的音列结构。这种结构是在前两种音列结构的基础上，引入变徵、变宫、清角和闰等偏音所形成的音列结构。如下例： 　　 　　从谱例中的括号可以看到，例4是在综合五度三音列宫、商、徵、羽四个骨干音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了偏音变徵、变宫音的结构，而例5则是在徵、宫、商单一五度三音列基础上加入偏音清角和闰的音列结构。 　　 　　二、“五度三音列”的乐律学认知 　　 　　分析山西民歌的“五度三音列”结构，其形成有着人文、地理、传播与交流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但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中国传统的乐律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应该是最为直接和深刻的。 　　三分损益律是中国传统音乐中产生最早、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基本律制，对传统音乐理论及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论及三分损益律时，缪天瑞先生说：“这种三分损益律一直为后世所承袭。虽然历代在理论上不断探求各类律制又在实践上存在纯律音程和十二平均律，但是，中国数千年来广大地区一直沿用这种三分损益律，直至今日。”《管子?地员篇》是最早记述三分损益律的古代文献，通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按《管子?地员篇》中生律方法所产生的前三个音就是宫、徵、商的音级结构，其中以徵为最低音，正是构成“单‘五度三音列”基本形态的三个音。“单一五度三音列”的另一种基本形态商一徵一羽结构，可以看作在另一种高度上重复的徵一宫一商组合。因此，“单一五度三音列”的出现，实在是最为自然的一种音列运动结果，和中国传统律学理论和实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吕氏春秋?音律篇》也用相似的方法计算出了全部十二律的音高，即：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蕤宾→大吕→夷则→夹钟→无射→仲吕。 　　如果我们在这个五度链中任取三个相邻的音，均可构成单一五度三音列。如果从中任取相邻的四个音，则可构成综合五度二音列，比如取林钟→人簇→南昌→姑洗四个音，则为林钟宫的宫、?铡⑸獭⒂鹚囊艏丁Ｒ舻慕岷弦郧岸?个音(宫、徵、商)、后三个音(徵、商、羽)的自然亲和力为驱动，形成两个单一五度三音列，两端音之间的三、六度结合进行为非典型性特征。 　　至于变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