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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旗城――一件乐器存续环境 　　内容摘要：一件离开宫廷、舞台或主流传播渠道的乐器，怎样隐身于一片偏离主流城市、主流社会的城区？一件业已消失的乐器，何以会在某地传承绝响、继续存活？这个话题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需要解读的密码和信息。获知信息，追根溯源，顺藤摸瓜，才能获得破解它得以传承不衰的钥匙。我们面对的这件乐器――挫琴，背后就隐藏着这样一个错综纠结的背景，文章对其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青州旗城 挫琴 满族人 　　 　　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两次全国民间音乐普查期间，各地发现的“挫琴”类或相似遗存并不少见。北京郊区的“瓦琴”、福建莆田的“文枕琴”、河北易县的“轧筝”、山西的“轧筝”（或叫水琴、佛琴）等。可以说，类似山东青州“挫琴”的乐器，并非古老的筑类乐器蛰伏民间的唯一形态。当然，近些年来，未被音乐研究者发掘改革的此类乐器，绝大部分业已消失。以青州挫琴为对象，研究其存续的原委，或许也能窥见其他同类乐器保存某地的相同环境的密码。 　　“国家在场”是解释民间文化之所以存活以及存活程度的研究方法之一，反过来说，“国家缺席”或“国家不在场”，也从另一侧面解释了文化现象若隐若现的根由。我们看到，一件隐身于民间的古老乐器在退出皮之不存的宫廷，难以再成为上行下效的坐标之后，它的存续环境，或者说一个强有力支撑的“语境”自然消失了，进入现代社会后，它再也未打开“公共话语空间”，无人关注，自生自灭。既然一个支撑这件古老乐器存续的环境消失了，为什么另一环境却出现了？这个环境同样有力，也同样脆弱，但在一个特定文化空间中，协调地让这件古老的乐器，继续发出迷人的声响，并相当程度地保护着演奏乐器的传承者。究竟是什么环境发挥了这种作用？本文要解释的现象并因这种目的而引入的理论，就是这个。 　　引入“国家在场”的理论，让熟悉西方音乐史的音乐家不难触类旁通，想到法国文化时期的“贵夫人在场”，即一批为艺术家、音乐家提供活动场所、讨论空间，乃至提供经济资助的贵族夫人，突出而极具影响力的是多位伯爵夫人。这类以私人形式出现在朱门豪宅空间中的“在场”形式，让音乐艺术在那个时期熠熠生辉，闪闪发光。 　　被宫廷和官方抛弃的挫琴，幸运地更换了另一生存空间，遇到了庇护者的慧光。这股来自比之“贵妇人”们更强大的国家，让一件即被埋没的乐器，涅重生，不光因为政府对民间文化的重视而被发掘启用，而且又被新一代音乐文化工作者带入“国家在场”的新型空间，在新一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大语境中，再一次拔擢入主流社会，调往北京最高音乐学府展演，获得了重新面世的机会和话语权，且借重振国学的热潮，具有了超级古老文化遗产的身份，让越来越重视文化遗产的地方政府，找到重振声名的支点。 　　20世纪初，挫琴在山东广饶、淄博等地普遍存在，而进入21世纪后，当急于寻找一种可以代表地方文化的独特之处并可以成为地标性器物的政府和文化人，试图寻找声响暗哑的挫琴时，唯独在青州北城发现。这样一件让人依稀看到中国弓弦乐器发展史缩影的挫琴，为什么唯独在青州北城发现？“唯一性”迫使人们思考：挫琴的存在是否与青州北城这一独特的空间文化环境相关联？再进一步，“唯一性”与青州北城历史与文化的独特性是否有交合点？换句话说，挫琴依旧且唯独存续于青州北城，与区域承载的特殊历史文化环境是否有千丝万缕、必须解读才能认识到深层的联系？ 　　 　　一、文化“飞地” 　　清朝统治者为巩固和维持满族政权，采用八旗驻防制度作为布防军事体系的手段。八旗驻防多为军事防御所用，分为畿辅和直省八旗驻防两层。作为直省八旗驻防之一的青州旗城，始建于雍正八年（1730年），历经3年左右时间，于雍正十年建成，旗城建设“耗资数十万帑金，其工程之浩大，头绪之纷繁，可称为青州历史上的奇观”。[1]城内建筑严格按照八旗十六佐的传统，依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蓝、镶蓝、正红、镶红旗布局，每旗又分前后两佐。雍正十年（1732年），清廷调拨2000名兵丁及官兵眷属合计15000人前赴青州，规模相当可观。 　　因青州旗城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基本保存完好，所以颇受研究满族史的学者瞩目。各八旗驻防城在百余年的变迁中，大都被汉化，包括满族发源地东北驻防点、北京畿辅驻防地等，唯独青州，在以其独特方式保留着原有民族文化精神的基础上，吸收汉文化，使自身特色得到创新与发展。近300年历史中，青州旗人长期与汉、回族人和睦相处，并在汉文化熏陶下，保留下带有些许东北味儿的纯正“京腔”的“北城话”，而且特色鲜明的北城话，以强劲的张力，与青州汉族人的当地语言并存，这些罕见现象是未经实地考察之前不能想象的。从此层面上说，某种意义上，青州旗城本身形成一片文化“飞地”，是保存古老文化样品的最佳地域。 　　 　　二、八旗中心：封闭与开放 　　要理清以上所说的诸多罕见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