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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逻辑构成 　　摘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粗陋的共产主义”展开了系统地批判，并对“具有政治性质的共产主义”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在这里，他第一次阐明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理论。这种共产主义观通过社会性与历史性思维模式的双重介入，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现实异化的扬弃和对过去两类共产主义思想缺点的克服。它是对“历史之谜的解答”。 　　关键词：异化劳动；私有财产；扬弃；共产主义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8）08-0036-0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思想内涵，自其出版之日起便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与“研究热”相伴随的便是一系列思想论争。在这种情况下，本应在学理层面深入探求的原典往往会沦为各方为表达自己观点而任意使用的工具①。与此同时，另一类学者看到如此混乱的情景不免产生了更悲观的看法。例如：美国学者乔治?萨拜因（George Sabine）受到了这些论争的影响，甚至对马克思文本及共产主义本身的理论严密性产生了怀疑[1]。面对争论带来的误解，当下最急迫的事便是抛弃成见重新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资源中。这不仅是一种理论上求“真”的考量，也是希冀通过“回到马克思”来完成对共产主义实践层面的反思与探索。因而本文试图从马克思最初有关共产主义思想的文本出发，整理出青年马克思在评价过去的“粗陋的共产主义”与“政治的共产主义”基础上，对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的逻辑建构。 　　一、见物不见人的“粗陋的共产主义” 　　经历了《莱茵报》时期的理论困局后，青年马克思认识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具有天然的缺陷，因之转求新的理论支持。这时，一种由英、法社会运动先导的、德国理论界由同样属于青年黑格尔派的赫斯（Moses Hess）较早引介的共产主义思想进入到了马克思的视野中。1843年9月给卢格（Arnold Ruge）的信中，马克思将卡贝（Etienne Cabet）、德萨米（Théoddre Dézamy）和魏特林（Wilhelm Christian Weitling）等人的共产主义定义为一种“教条的抽象概念”，而将傅立叶（Charles Fourier）、蒲鲁东（Proudhon）等人的“社会主义”描述成一种只是涉及“真正的人的本质的现实性的这一个方面”[2]65的原则。这表明“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对各类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有了自己的初步判别。不过此时他依然是从哲学立场出发对以往政治解放进行反思，还没有藉由对客观经济研究建构自己的学理体系。这也使得这一时期的思考注定是非本质的。不过这一研究进程的深化在距此不远的1844年夏天便完全展开了。 　　巴黎时期，马克思的研究逻辑明显发生转向，《手稿》中将市民社会的批判定位在经济研究领域：一方面是对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的探讨；另一方面是它们与劳动关系的说明。正如笔记本三中作者自己所言：“有产和无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们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对立。”同时，只有将劳动与资本分别作为对“财产排除的劳动即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和对“劳动排除的资本即客体化的劳动”时，它们才能作为促使矛盾得到最终解决的能动的私有财产加以发展[3]182。 　　依据这一原则，马克思又进一步对世面上流行的种种共产主义思想进行评判。在他看来，这些早期的共产主义思想之所以是粗陋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共产主义思想仅仅是在已经生成了的“死劳动”――劳动对象与产品的范围内去认识私有财产，而并未从“活劳动”――主体的劳动的角度去理解它。这种视域的狭隘性就使得他们得出的社会诊疗方案必然囿于财产的分配领域。不论是蒲鲁东直接将私有财产的存在形式等同为“应被消灭的资本”，还是傅立叶和圣西门基于具体的产品对象出发，认为只有当农业或工业独占统治时，私有财产由于分散和不自由而产生的有害性才能被根除，实质都没有摆脱“对劳动对象和产品”的视野依赖。蒲鲁东的问题在于，他一方面在抽象领域空谈私有财产的存在形式；另一方面，只是将已经产成了的私有财产的分配方式当作了资本支配世界的原因，而产生私有财产的主体要素却被忽视。这无疑是一种极为片面的态度。而傅立叶和圣西门则更显天真，他们误认为私有财产造成的有害性只是由于产品量的不足，因而造成了分配上量的不足。所以他们悬设了一种具体的实物作为“最好的产品”（农业产品或工业产品），以为只要让这种产品占据了统治地位，一切问题自然能得到解决。看起来他们的说法也是很有道理的，只要将足量的产品公平分配，社会异化自然能被消除。然而当这些粗陋的共产主义者的这一思想得到贯彻，发展到追求一种“作为普遍的私有财产”的原则时，其消极的一面就会彻底暴露出来。 　　这一路径现实前景与逻辑上的彻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