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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人类学现状与思考 　　摘 要：作为当代音乐人类学的“局内人”，牛津大学音乐系的音乐人类学家马丁?斯托克斯对当前国际音乐人类学的现状有着独特的认识。在采访中，他对音乐人类学的前沿论题――从“身份”政治到“认知科学”等作了介绍，同时表达出对不同文明中存在的多元价值观的包容与认可；并对学界所关注的全球化、音乐消费方式的变化对当代音乐所产生的影响，以及音乐学家与人类学家的合作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音乐人类学；族性；身份；价值多元 　　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1）04-0098-03 　　 　　采访时间：2011年6月10日 　　采访地点：英国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 　　受访者：马丁?斯托克斯（Martin Stokes，以下简称S） 　　采访者： 王一平（以下简称“王”） 　　 　　王：斯托克斯博士，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我知道您是一位活跃的音乐演奏家，但您对理论问题，如音乐文化和社会理论也都有浓厚的兴趣。如布鲁诺?内特尔教授在《音乐人类学研究》中所说的：“马丁?斯托克斯把人类学的文化概念看作在世界文化和音乐发展中发挥了作用的事物，并用批判的眼光对其加以审视。由此他探讨了音乐人类学研究中的一系列前沿性论题：音乐社群概念、族性、民族主义、离散与全球化、种族、性别研究、本文化中的“他者”概念等等。”{1}我想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您的书名《族性、身份与音乐》{2}所显示的，这些问题都与“身份”（identity）问题相联系。您是如何看待这一术语的呢？您是否认为“身份”是音乐人类学研究中的关键词？为什么？ 　　S：你好。我同意你所说的，内特尔教授所提到的这些术语的确都和“身份”问题相联系，我也非常同意内特尔教授对我的研究工作所作的描述。我想说，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同时也是一名音乐人类学家，这一系列问题的确都是我所非常关注的。这或许和我自身的学术背景有关：我在牛津大学的导师曾是艾德温?阿丹纳 {3}（直到他去世），而他正是英国人类学界探索族性和身份问题的先驱，我的《族性、身份与音乐》一书的许多部分都受益于他的深刻见解。而他的卓越远见，又可以说是弗里德里克?巴特（Frederik Barth）的理论、英国结构―功能主义以及法国结构主义理论所共同造就的、非常有趣的混合产物。 　　事实上，在《族性、身份与音乐》出版之前，我并不清楚美国音乐人类学界正特立独行地聚焦于种族问题（尤其是非洲裔和拉丁裔美国人问题），而该书的出版可以说是非常幸运地恰逢其时：它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引发了不少讨论――我自己当然也一直参与其中。而由此，我进一步展开了对之前并不那么熟悉的、从“身份”政治角度探索音乐问题的思考。后来我又居住在美国，这也促使我保持了对这一问题的不断思索。 　　“身份”问题依然是音乐人类学的关键词吗？由于从身份文化政治角度出发，产生出了一些比较偏激或者缺乏成效的研究成果，因此引起了人们的某种失望情绪，也出现了一些对这类理论研究的尖锐批判（比如对我的研究）。而同时，另外一些论题的重要性则开始彰显出来，如音乐分析，尤其是从认知科学角度（cognitive science）出发的音乐分析，由此也引出了许多有趣的问题，如普遍性、进化、音乐与语言的关系问题等。我很乐于见到这样的变化，但我想这类论题仍然是在“身份”或者宽泛地说，“文化政治”作为基本背景的情况下产生的。在我看来，目前的危险在于，我们在思考文化时，可能会放弃一个适当的政治性参考框架。 　　王：作为一名英国音乐家，您却对中东音乐尤其是土耳其音乐情有独钟。您曾经评论说：“在《土耳其软糖》老广告中所谓的‘东方’和土耳其音乐没有任何关系，而只是用我们自己的音乐语言，描绘了一个想象中充满了暴力和性压抑的东方世界。这种根深蒂固的想象证明了西方世界将东方作为某种集体性幻想的基础的合法性，同时允许西方政府在其石油供应受到威胁时动员军队以对抗中东国家。”这说明了对音乐的定义和想象，可能会受到一些非音乐因素的改造和控制。而且，您最新的《爱的共和国》{4}还显示了，即使对音乐文化的理解不受它物操控（manipulate），其本身也非常复杂，它关联于整个国家、民族的大文化及民族性等。在这样的背景下，您认为对音乐人类学家（尤其是非本国音乐学者或所谓的“局外人”）而言，怎样才是最好地界定某文化中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准则的方式？我想寻求核心价值并非本质主义，而是使不同文化间的音乐比较得以实现的基础。 　　S：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音乐人类学最核心的方法当然是田野工作：一段时期的浸润、交流对话，以及对任何你习以为常，或者用音乐式的说法――认为“不言而喻”（goes without saying）的事物不断地进行提问、质疑。学者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