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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制度思想复杂性理论诠释 　　摘要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变迁过程。邓小平充分认识到了体制转型的复杂性并在制度设计中自觉地运用了复杂性理论。通过运用复杂性理论对邓小平制度思想中的复杂性观念、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以及具体的实施方式等进行解读，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清楚地看到他的制度思想拥有高度的系统性和理论性，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进程中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探寻。 　　关键词　邓小平理论；制度；复杂性理论 　　中图分类号　A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999(2009)02－0110－05 　　 　　对复杂系统的研究产生了复杂性理论和方法，这是一种新型的跨学科研究理论和方法。它是对系统论的超越，从还原论经由系统论到复杂性理论，代表着现代科学方法论依次达到的三个梯级。虽然邓小平本人并没有采用理论论述的方式对他在工作中运用的复杂性理论进行阐述，但是，他的实践本身就是对复杂性理论的丰富和应用。 　　 　　一、邓小平制度思想中的复杂性观念 　　 　　1.系统性观念 　　邓小平制度思想中的系统性观念，是他的系统思想在制度设计中的反映，也是他本人丰富的人生经验的总结和思考，准确地反映了现实世界的状况。我们将从复杂系统演变的角度对邓小平制度思想中的系统性观念进行集中探讨。 　　在复杂系统的演变过程中，系统本身的有序和层次性结构是关键。复杂系统的有序层次性，既是它发展的表现形式，也是它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著名数学家H.A.西蒙和R.罗森从概率论的角度证明，对于两个同样的系统，如果一个是有层次的有序系统，另一个是无层次的系统，那么在复杂系统的演变过程中，前者比后者发展的速度要快得多，形成新系统要迅速得多。其原因就在于，任何系统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受到许多随机扰动，因此只有那些能迅速对抗干扰并加以重建的有序系统，才能成功地发展起来。而非层次结构的无序系统，由于它们极不稳定，稍有扰动就会遭到完全破坏，所以根本不可能得到迅速发展。 　　复杂系统变迁的这种特性，要求复杂系统在变迁过程中保持_定的有序稳定性，而不能处于动荡不安的局面之中。邓小平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将其运用于中国制度转轨的设计中。早在1987年3月8日，他就在接见外宾时指出，保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条件之一。并且强调：“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6月29日，他又指出：“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在1989年2月26日，他再次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990年12月24日，他重申：“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正是由于邓小平对有序性的这种反复强调，才使稳定成为改革过程中深入民心的认识，也才确保了中国改革快速健康地发展。 　　 　　2.非线性观念 　　复杂系统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不是简单、被动和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极为复杂的因果关系。这种复杂的因果关系导致复杂系统的演化具有非线性的特征。非线性演化与线性演化相比，其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没有唯一、确定、封闭的解，解是多元可能的且不稳定，随时间、地点、条件不同而变化。非线性演化突出了系统演化中的随机性和偶然性。邓小平对复杂系统的这种演化方式了然于胸，在对中国发展道路和改革理念、方针政策的思考中，处处体现了一种非线性的思维方式。 　　针对改革中由于复杂性因果关系带来的具体方向判断难题，他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这一灵活的操作理念。他一方面指出制度变迁和进行制度设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没有一个预设的模式，制度多样化是制度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因此，在中国的改革中，出现了诸多令人瞩目的制度创新，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评价。 　　比如，在解决香港问题上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设想：“从世界历史来看，有哪个政府制定过我们这么开明的政策?从资本主义历史看，从西方国家看，有哪一个国家这么做过?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 　　不同于线性演化只有量的变化，非线性可以产生新质，是世界多元化多样化的基础。然而，非线性产生的新质只有稳定下来才具有意义。这就需要系统具有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