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群两种制度下外企人.docVIP

赵群两种制度下外企人 　　总有一些人的命运是和历史的发条捆在一起的。在FESCO麾下成长的老员工，他们的经历不单与FESCO的命运与共，同时也印记着中国对外开放这段历史的轨迹 　　 　　80年代的中国，北京某玻璃厂。 　　办公室里，几个工程师模样的人正背着手来回徘徊，时不时地停下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却仍是相顾无言，一筹莫展。 　　事情源于几个月前，厂里要购买一批烧玻璃的耐火砖。相对于普通的砖，这种砖使用的材质必须能耐住几千度的高温，并且需保证永久不变形、无气味。而在当时，这种制作工艺国内还生产不了，必须进口。玻璃厂便向国外的厂家下了订单，订了几集装箱的一级耐火砖。没过多长时间，货到了，可打开集装箱一看，拉来的却是三级耐火砖，一下子就降低了好几个档次。 　　这让玻璃厂的人可傻眼了――想退货，可国内连生产能力都没有，哪来的检测标准。没有检测标准，又如何去证明货不对板呢?外商也知道，中国当时没有能力做平板玻璃，三级耐火砖也够用了。 　　如何不让外商钻这个空子?这可难坏了玻璃厂的工程师们。 　　不退货?白白浪费了几十万美金，在80年代的中国，几十万美金可以说是“天价”啊：退货?合同上白纸黑字地写明，发现不合格。要在多少天内进行索赔，而且索赔标准包括对不合格的货品必须出具具体数据来证明。“如何写这个数据呢?”工程师们为此在办公室里急得团团转。 　　这时候，门悄悄地开了，一个小伙子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扒在其中一个工程师的耳边轻声说了几句，工程师顿时茅塞顿开，喜上眉梢。 　　“别在这儿耽误工夫了。随便写一个数据，先报上去，反正外贸人员也看不懂，还需要时间来找他们的技术人员鉴定，到时候具体事宜再商量。咱先把时间赶上，如果过了索赔期，再想争得权利就没办法了。” 　　刚刚进来的这个小伙子就是当时被北京外国企业服务总公司(前FESCO)外派到日本三菱集团明和产业株式会社的首席代表――赵群。 　　 　　结缘FESCO 　　 　　明和产业株式会社是日本三菱集团属下的商社，一开始以化工产品为中心。“明和产业是比较民主的公司，1949年解放前就和三一企业有着贸易往来。”赵群告诉记者， “之前，被派去的几个员工和外商关系搞得都不是很好，不能很好的完成公司的期待值。”这时候，时任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代总经理孙扬先找到了正在北京外事办做秘书工作的赵群，希望他能够加入FESCO，接替这个工作。 　　1984年5月，赵群被正式外派到明和产业株式会社。在到岗之前，他常常在心底悄悄地叮嘱自己：不要忘记孙总的嘱托：“你去那里作为一个契机，双方关系一定要搞好。”果然，由于赵群的踏实肯干，日方对他很满意。在明和产业，赵群起初担任化工科科长，接触了很多药品以及生物科学方面的知识，而这也为他日后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之后他又升为北京事务所的首席代表，秘书长、重庆事务所的首席代表，最后干脆去了日本总公司做顾问，从被日本人管理到后来管理日本人，他这一干就是15年。 　　说起赵群和FESCO的渊源，代总经理孙扬先是个不得不提的人物。 　　1982年的《北京科技报》上有篇报道，讲述的就是他与孙扬先之间的不解之缘。 　　当时的赵群还是北京职工大学的学生，在这期间，他又上了北京科技进修学院，一边学习科技一边学习日语，每天的学习生活紧张而又忙碌。这天，他照例拿着写满日语单词的小纸条在路上全神贯注地背着。这时候迎面过来一骑自行车的人，连叫了几声他都没有听见，赵群被撞倒后，骑车人连忙起身，查看他有没有受伤，哪想到，被撞倒在路边的赵群连动都没有动，手里拿着小纸条干脆躺在那里，嘴里振振有词地继续读着，这让骑车人很是惊奇。而这位骑车人，就是孙扬先。 　　现在看来，双方是否真是因此结缘还有待考证，不过，赵群勤奋好学的事迹确是千真万确的，这点从当年的《北京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其他报道中便可见一斑。 　　进入明和产业之后，对赵群来说是个很大的锻炼。按照常理推断，一个有志气的青年，是不愿意被束缚的，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他却甘愿被“束缚”，并且被“束缚”了15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怪的现象。 　　“因为我看到了这种‘束缚’对自己，对前途，对国家都有帮助、有好处。”赵群侃侃而谈，“当时接触到日本人的工作方式，觉得它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我们应该学习的。那时候给我的感触很深，我觉得应该忍耐这个过程，然后把日本人对待工作的这种精神变成一种实在的机制，从而来改变当时中国企业散乱的管理现状。” 　　1984年年底，进入明和产业半年后的赵群被派往日本研修，回来以后，他上交了一份长达27页的汇报，内容涵盖了日本当时的社会环境、机制、法律、企业管理等方方面面。“里面说的都是自己的心里话。”这份报告，让他觉得很自豪。“我作为FESCO的一员，能够和日本人在一起工作，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