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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全球管理学的盲点 知识时代的管理学盲点 不是行为科学、心理学及人事管理学没有随着环境的转变而提升，它们或多或少也涉及到了一些如何管理智力工作者的问题。但上述学说都存在一个根本缺陷，即没有一套完整的管理理念来衔接智力成果与实体限制(如时间和成本的限制)。如果不把实体限制加插在内，管理智力工作者的方法(如智力工作者的自行时间管理以增加效率；智力工作者的情绪管理以增加EQ)是有的。但在很多智力工作环境中，实体限制确实经常出现，比如在一个分工明确的IT团队中，每个队员都需要在某个特定的时间递交某项智力成果，否则就会影响整个团队的项目进度，进而影响最终成果。我曾与上百个智力工作管理人员讨论过管理蓝领与管理智力工作者的区别，发现他们差不多全都明白两者的区别，也有不少人已经采用了一些特别为智力工作者而设的人事管理方法。但当他们要控制时间和成本的时候，他们却只懂得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工业时代的控制模式。究其原因，现时全球管理学的著作，在不受实体限制的范围内，不乏以人为本的理论(如行为理论、人际关系理论、团队动态，工业心理学等等)，但若要满足实体限制的范畴，则仅有工业时代的基于“物”假设的控制模式。 史蒂芬·柯维(Stephen R. Covey)是国际知名的领导学权威，他在他的《高效能人士的第八个习惯》中指出，一个时代的发展取决于它的思维模式，当前人类社会已由工业时代逐步过渡到知识时代，然而工业时代所形成的以“物”为中心的思维套路至今依然根深蒂固。在工业社会，工人遵循严谨的工序去工作，他们可以轻易地被替换，甚至被机器代替。在这种环境下，因为被利用的主要是人的体力或手脚的分工，拥有智慧的人也被降低到如机器般“物”的层级。由于工业时代主要的资产以及经济繁荣的主要推动力是机器和资本，使得我们迄今的会计制度仍是“人是支出，机器是资产”。但是对智力产业如软件产业来说，人才是最大的资产。柯维指出，最大的问题是今天的智力工作管理人员至今仍不能摆脱工业时代的管理思维模式，还是以工业时代的“物”化管理方式来对待智力工作者。 作家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曾经说过:“大多数有问题的组织是因为滋生了一种功能性的盲目，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它们的症结并不在于无法解决问题，而是根本看不见问题。”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由于受到工业时代管理思想的束缚，我一直以实体时间、实体传递以及实体成果来管理软件活动，却不明白这些与脑力时间、智力传递以及智力成果之间的关系。我很侥幸在后来能够分辨出管理学上的这个盲点。但现今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智力工作者，仍然看不到这个盲点，还是走入如史蒂芬·柯维说的“由上到下的共同依赖的螺旋”。 盲点对软件管理发展的影响 工业时代的管理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全球的文明国家，我在这里只谈及美日两个国家的软件管理，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国家与软件管理的发展史有密切关系。我并不是说其他国家没有用工业生产管理模式来管理他们的软件生产。 目前全球先进国家的管理人才，受的都是工业时代管理的训练。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软件产业的初期，许多软件机构的高层本来出身于硬件业，因而他们着重实体管理，甚至工厂式管理。在60年代，美国软件科学家大多认可NATO研究小组提议的软件工程概念，即认为软件开发规律同工程一样。而日本的软件科学家多认可软件管理如同工厂的概念。但美国软件科学家及工作者对软件工程的概念其实十分含糊，不但有很不同的理解和方法，执行时纸上规律和实际行动也大大脱节。但日本的软件工厂的概念则比较清晰和明确，执行也比较严格。其主要理念就是运用管理工厂的方式来管理软件生产。日本在工业上有质量管理的优良传统，当软件业成为日本计算机的主要产业时，他们就尝试把质量技术与软件工程联系起来，这两者结合的结果就产生了软件工厂。它曾经给日本带来了一些优势，尤其是在软件再用及成本控制方面。但是其问题(以对实体的方式管理智力工作者)也逐渐暴露出来，这导致日本至今关于软件业发展的论文在世界主流杂志上几乎沉寂。 而美国的情况则与日本有些不同，美国在软件工程上没有日本软件工厂那样规范化和纪律化。有不少美国人称软件开发者为“牛仔”，并称软件开发是“黑法术”。在没有真正明白应怎样规范软件生产之前，由于不严格执行纪律却能够减少无谓的压抑，这令美国软件业在创造能力及新科技的采纳能力上都比日本有一定的优势。但由于美国还没有系统性地解决智力协调及智力成果的管理问题，美国的软件开发成本仍然很高，而大型软件开发的失败率在这25年间也居高不下。 盲点对软件工程科技发展的影响 错误的管理学，也导致美国这20多年的软件工程研究走错了方向。例如Halstead与McCabe开始了软件质与量的量度，但根本上，软件是与创造能力(活的)有关的，故美国在这方面发展了20多年，所产生出来的技术不但没有被广泛采用，相反那些已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