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经济中的嵌入性与合同关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DOCVIP

中国转型经济中的嵌入性与合同关系 作者：周雪光（杜克大学）、赵伟（音）（杜克大学） 李强（清华大学）、蔡禾（中山大学） 发表于《美国社会学评论》2003年2月，68卷1号，75-102页。 摘要：企业之间的合同意味着市场空间中的普通经济关系；它们同样被深深地嵌入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之中。在中国转型经济的背景下，本研究考察了这样三种机制——交易成本的节约、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以及制度性关联——是如何影响企业间的合同关系的，其影响方式包括（1）选择寻找合同伙伴的渠道，（2）某项合同的正式程度与具体条款，（3）合同执行过程中社会互动的强度。取自两个中国城市——北京和广州620家企业的877份合同的资料为本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作者发现了社会关系、制度性关联与规范性环境在合同开始阶段的独特作用，同时考察了企业所采用的合同的形式，而特定交易的因素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对于社会互动的强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发现显示了经济计算、社会网络与制度性关联之间的相互影响，同时也是对原有理论观点的补充。 流行于市场、经济领域与社会之中的企业间的合同意味着持久的双边经济联系。这些合同以最为清晰的形式详细讲来，是一种预期的经济交易——购买顺序、租约或对所提供服务的认可，伴随着具体的最后期限、质量与价格——在经济行动者之间自愿达成一致。如果没有预期的经济交换，就没有签订合同以建立和维持这种企业间的双边关系的需要了。在这一意义上讲，合同关系是普通市场中最为明确的经济联系。 另一方面，正如Macaulay（1963）所指出的，商业合同关系通常并不是在法律的基础上，而是通过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建立与维持的。这些观察在解释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关系方面强调了几个关键但又未得解决的问题。例如，Macaulay大量揭示出限制了合适商业行为的共有标准与期望。但这些标准来自哪里？它们是由可以用对未来回报的期望（例如，名牌效应）这一经济学逻辑解释的经济动机加以维持的吗？或者它们是立足于经济交易的直觉领域之外的社会过程？一个更一般性的问题是：社会关系在何种程度上、以什么方式影响经济交易？ 我们考察了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如何以企业间合同的形式影响持久的双边经济交易。我们的研究在两个方面对嵌入性观点有所贡献：首先，我们不仅通过思考Granovetter（1985）所曾强调过的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而且通过明确加进并论证作为经济关系重要基础的制度安排的作用，从而丰富了“嵌入性”观念。其次，我们通过思考和比较基于交易成本、社会关系和制度的三种机制，从而增强了嵌入性概念的分析力。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把精力集中在嵌入社会过程之中的经济行动的特定形式与条件上。 我们考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转型经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正处于基础制度的改革过程之中。与这些变革相伴随，原本控制于计划经济下的企业现在也开始了市场交易。中国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企业财产所有权与企业形式的多样性、计划经济的制度遗产、市场机制的浮现、以及在改革前和改革时代流行的客户间的社会关系，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对转型经济中的企业间合同进行理论思考和实证研究的丰富制度背景（Bian 1997；Guthrie 1997，1999；Keister 1998，2001；N.Lin 1995；Naughton 1995；Nee 1989，1992；Oi 1999；Walder 1986，1992，1995）。 我们首先界定了合同关系背后的三种机制以及在这些推理思维之中的理论逻辑；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讨论这些观点在中国转型经济中的含义而提出假设。其次，我们给出了一个在这些假设指导下的针对合同关系的经验研究报告。我们的经验研究以合同关系的模式为基础，资料来自于两个中国城市620家企业的877份合同。 对合同关系的解释：三种机制 广义的合同关系是指两家企业之间就某一商业交易在一定时间限度内形成的正式或非正式协定。合同来源于一件产品或一项服务订购与发送之间的时间分离。一项合同关系是一种经济交易的特殊形式。在我们考虑这类关系中的特定机制之前，我们首先强调作为经济关系具体形式的企业间合同的特征。 合同关系：分析的焦点 我们以Williamson（1975）提出的有关经济关系的两种理想类型——市场与等级作为开端。在其中一端，市场意味着在匿名的行动者之间进行的由价格来引导的经济交易。在此理想图景下，除了交易群体的算计之外几乎没有必要存在其他任何关系。而在另一端，经济交易可以内化为正式组织，在其中等级制权威建立起稳定的关系与互动的命令模式（例如，管理者与雇员之间的雇佣关系；附属企业之间的内部转移关系）。许多经济关系都可以算作这两个理想类型之间连续统的某一点。比如，战略联盟就通常包括双边关系中的独立与等级性合作；合并与获得则是从企业间的市场关系（如资源交换或竞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