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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历史教育研究及其对今日启示 一个服务于基础教育的普通公民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赵亚夫 2012.12.14 北京西城 我为什么要和大家交流这个题目? 认清历史教学今天所遇到的问题，与民国时人们遇到的问题几乎没有变化，甚至变本加厉，这是为什么？ 我试图引导老师们用另一只眼（国际比较）看历史教学研究，此努力几乎是失败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能够从民国时人们的历史教学研究中找到什么答案吗？ 我提倡历史教育以“公民教育”和“人格教育”为两翼，是一相情愿，还是有历史继承？ 一句话，今天的历史教育研究，比较民国时期进步了吗？ 一、民国时期的历史教育研究的特点 批判主义的立场 民族主义的主张 具有学术的担当 承认科学的态度 多重国际的视角 1、批判主义的立场 晚清 “四端”：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此，实数千年史家识之程度也。 “二病”：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由上述四端复生也。 “三恶果” ：“难读”、“难别裁”、“无感触”。 ——梁启超：《新史学》 蒋梦麟：《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教育杂志》，1918年。 故今所谓中国历史者，俱以往之陈迹，昔日之糟粕耳。 愈识往古，则愈昧于今日。 “泥古余焰”所集习于“聚臭腐之糟粕以酿新酒”的“新历史”，受之学子则“无异饮鸩毒而甘美酒” 。 教授历史，不可不使儿童存解决问题之态度。人生世上，无论儿童与成人，均有种种问题以待解决。历史之用意，在取先世之经验，解决现在之问题。非然者，则历史与生活离，失其本意矣。 傅斯年：《闲谈历史教科书》，《教与学》，1935年 设若历史只是士人的装饰品，谈吐的资料，文艺的辅佐，胡思乱想所取材，还值得成一学校得科目吗？ （历史一科）是对于“人类”及“人性”之了解，把历史知识当作“人学”。 人性（我谓之人格教育的核心）是难于抽象解释的，尤其是人的团队行动。 把历史教科做成一种公民教科，借历史事件做榜样，启发爱国心，民族向上心，纪律性，民族不屈性。 顾颉刚：《中学历史教学法的商榷》，《教与学》，1939年。 现在我们教历史的人，应该用披沙拣金的手段在古代的文献里把“人”找出来。可是我们所需要找出的人乃是活人而不是死骸，我们要一并把他的社会经济的背景都找出来，尤其是要把他的背景里活动时的真相找出来。 事实的影响，不如人格的影响人利害。 不要只考他们的知识，同时要考他们的能力，目的在养成他们的整理材料和解释事件的技术，使得他们将来有灵活的创作贡献给人类。 苏沉简：《论历史教育》，《经世：战时特刊》，1939年。 对四种主流史观的认识 “古已有之”的观念。轻视一切新事物，认为今人不如古人，社会是一步步退化的。 “自古如此”的观念。强调一切都是先人苦心创立的，后人只有守成不能改革，祖宗成法不可违。即便“托古改制”，也没有成功的余地。 进化的观念。认为人类是渐渐演进的，一件事有他的因有他的果，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在变化中，社会改革是必需的，而且理应关注到历史的潜势力或历史背景。 革命的观念。认为革命是社会发展的常理，不管哪种主义又何等的激烈，从长远看，未必是洪水猛兽，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我的基本看法： 批判是新历史教育的基本立场。不具有批判性的历史教育，不具有现代性、进步性，自然没有学习的必要。 我国学校历史教育（教学）最大的问题在于（1）封闭。只信教科书的历史，也只有教科书的历史。（2）流俗。既习惯于用“生阿猫阿狗”的琐事填充生活上的无聊，也强迫自己仿照“大富贵‘的榜样玩附庸风雅的游戏。（3）传统。孤芳自赏自我的“大天下” ，贬损的是 “大世界” ，把 “自古以来”发展为 “自古所有”，古人一句极平常的话，到后来就成了“大智慧”，欺人欺世而不知。 2、民族主义的主张 我国学校历史教育的成立，始于帝国倾覆之时，成于民国纷乱之期，民族主义占据价值主流位置； 中华民族的复兴，不能不借助民族主义的发挥，历史教育亦因民族主义而特显其时代意义； 民族主义是19世纪的世界风潮，到20世纪，民族主义逐渐与国家主义、国粹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的激进主义合流，成为合法或不合法的革命旗帜。 李季谷：《如何能在历史教材中充分发挥民族观念》，《教与学》，1935年。 历史教材中发挥民族观念： 歌颂名臣义士之事迹； 赞扬勇将忠臣之史实； 贬斥奸雄汉奸以儆效尤； 贬斥士大夫之骄气。 上述四项外，教师宜利用乡贤之事，随时为之参拜讲述。 陈训慈：《民族名人传记与历史教育》， 《教与学》，1935年。 中心目标：历史教学应充分表达本国民族之由来变迁与演进，提示民族伟大的事迹，而引起学生之强烈的民族意识，激励他们为本国民族的生存繁荣而努力。 我们中国人在清中叶是过于傲慢自大，以“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