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率差距、城化与劳动配置的有效性.docVIP

生产率差距、城市化与劳动配置的有效性 　　　一、引言 　　劳动配置效应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1～2]，特别是在工业化阶段[3]。 多瑞克（Dowrick）与格莫尔（Gemmel）对跨国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部门之间的劳动力再配置对GDP的增长有显著贡献，劳动配置效应能够解释1960～1985年间处于工业化阶段的中等收入国家年均GDP增长率超出高收入国家08个百分点中的四分之一[4]。波瓦森（Poirson）基于二元经济理论，对30个发展中国家1965～198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劳动配置效应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达到1/3，其中处于工业化阶段的东亚地区的劳动配置效应最大，约为每年095个百分点[5]。 　　说明：全国劳动配置效应根据本文后面的方法计算，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2009年和2010年数据用《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补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处于工业化时期，劳动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1979～2010年劳动配置效应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年均贡献约为219%。然而，劳动配置效应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像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那样明确，有些年份的劳动配置效应甚至为负（见图1）。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劳动配置效应是否会消失？钱纳里（Chenery）等对跨国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劳动配置效应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呈倒“U”型变动，在人均收入为1120～2100美元 　　这里的美元是按1970年价格的计价，下同。时，劳动配置效应最大；在人均收入为3360～5040美元时，劳动配置效应消失[6]。尽管他们并没有解释其背后的机理，但其结论足以表明劳动配置效应存在某种变化规律。因此，本文从理论上和经验上分析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差距不断变化的情形下劳动配置效应的变化趋势，并据此判断劳动配置效应在今后一段时间是否继续促进经济增长。 　　二、文献综述 　　现有关于劳动配置效应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劳动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有多大贡献这一问题。胡永泰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在劳动产出弹性分别为04、05、06三种情形下，对中国1979～1993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或服务业部门流动产生的效应构成了全要素增长率增长的37%～54%，并认为1985～1993年间97%的年增长率中的12个百分点来自于劳动力的再配置[7]。潘文卿对我国1979～1997年的经济增长率进行了分解，发现年均98%的增长率中劳动配置效应的贡献约为159%[8]。蔡昉和王德文基于包含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模型估计劳动产出弹性，并假设三次产业的劳动产出弹性相等，计算出1982～1997年劳动力的配置效应为16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023%[9]。丁霄泉沿用胡永泰的方法，将研究样本扩充到1998年，计算了1979～1984年、1985～1992年、1993～1998年三个时期的劳动配置效率，发现劳动配置效应对GDP增长的贡献为095～132个百分点，其中1985～1992年间的贡献最为显著，为138～206个百分点[10]。严于龙和李小云测算了1980～2005年我国农民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认为农民进城务工能提升人力资本，并将其作为一个要素引入生产函数，进而估算其产出弹性，最后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214%[11]。雅克平（Jakopin）对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塞尔维亚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2002～2008年劳动配置效应年均为-009，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2009～2010年劳动配置效应年均为07，约为劳动生产率增长的486%[12]。杨晓军借鉴钱纳里等的方法，对我国 　　1985～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农民工对总产出增长平均贡献率为1658%[13]。 　　研究劳动配置效应变化趋势的文献并不多。徐现祥和舒元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劳动结构调整模型来分析劳动配置效应的变化趋势[14]。在他们的模型中，经济被简化为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非农业部门的边际劳动产出随其劳动份额的增加而递减，农业部门的边际劳动产出随其劳动份额的下降而递增，两部门边际劳动产出的差距随着非农业部门劳动份额的增加由最大逐渐变为零。本文认为，依据他们的劳动结构调整模型并不能推断出劳动配置效应的倒“U”型变化规律。另外，为得到这一倒“U”型变化趋势的序列，他们采用索罗构造技术序列的方法对劳动配置效应序列进行重构，但没有说明其依据。本文认为并没有必要对其序列进行重构，只需要在检验模型中控制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即可，而他们的模型遗漏了这一重要解释变量。再者，他们采用的我国1978～199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模型的样本量太小，而根据本文前面的研究，在1998年我国的劳动配置效应还没有达到倒“U”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