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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圣者的灵魂 编者序言：朝向生命 王家新 一 热爱上叶芝的诗，还是在我刚上大学不久的时候，那时我第一次接触到 由袁可嘉等人编选的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和里面的由袁先生自己翻译的叶 芝的一组诗。仿佛无意间在茫茫人海遇上了 “神秘的一瞥”，我被那里面一 种致命的魅力吸引住了。可以说，从叶芝那里迸发出的光辉，照亮了刚刚踏 上人生和文学道路的我。 从此，叶芝在我心目中成为某种痛苦而高贵的诗性灵魂的象征，成为我 自己秘密的对话者、审判者和守护神。对于这位爱尔兰诗人、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者，人们曾有着多种说法，诸如 “象征主义巨匠”、“最后一个浪漫主 义诗人”、 “爱尔兰的灵魂”、“无可置疑的大师”（T·S·艾略特）、“生 与死的骑手”、 “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等等，这些并非溢美之辞，但 我更宁愿通过自己的道路来接近他、发现他。诗人自己生前期待的，也恐怕 正是能不断地对人们的灵魂讲话，而不仅是在文学史上空留一个浮名。 1992—1994年旅英期间，我最大的愿望之一是去看叶芝当年在伦敦的住 房 （23 Fiizroy Road）；我还知道美国著名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在和丈 夫分居后曾住进那里，在那里她写出自己一生最后、也是最好的诗后，结束 了自己的生命。因此，我几乎是怀着一种颤栗的感情踏上了寻访的路。但是， 在那个冬雾沉沉的黄昏我却走丢失了，而且在回头望一座灯火明亮、童声喧 哗的幼儿园时，我扭伤了自己的脚。我想这也许正是命运的有意安排吧。其 实在诗人那里也往往需要某种 “致命的缺失”——犹如毛特·岗之于叶芝— —以保证他能写出诗篇。对此，叶芝的传人、去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爱尔兰 诗人西穆斯·希内曾这样说到： 诗歌与其说是一条小径不如说是一个门槛，让人不断接近又不断离开，在这个门槛 上读者和作者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体会同时被传唤和释放的经验。 （《舌头的管辖》） 这的确是个中之谈。我 “服从了这样的安排”，不再急于探访叶芝旧居， 而是静下来读他的诗以及普拉斯的作品和传记资料。在孤单无助的日子里， 正是叶芝的诗与诗剧给了这位女诗人以某种超越痛苦的力量。 “房子已经备 下，我去为你拿来酒和面包”，叶芝这朴实的诗，竟使普拉斯怦然心动，仿 佛这是一个冥冥中的灵魂在对她讲话。她得到了，又在期待着。在给母亲的 信中，她说她最大的愿望是去爱尔兰看叶芝当年的神秘塔堡。正是由于这种 向往，普拉斯这样写下了：“也许在爱尔兰我可以找到我的灵魂”（In Ireland I mav find Mvsoul）；而我记下了这句话，因为这恰恰就是当时我在那个雾 伦敦时想要表达的！ 总之，这已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本世纪一代代诗人，或者说不同语种的 作家和诗人，都曾从叶芝那里受到过激励。正如我国学者王佐良所言，叶芝 “不仅从象征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而且还超越现代主义”，成为本世纪最 经得起时间考验和人们反复阅读的那么少数几位伟大诗人之一。日本作家大 江健三郎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就曾一再谈到早年他从叶芝诗中所获益的 一切，以及现在心怀的感激。当然，最有名的例子是另一位英语大诗人奥登 在叶芝逝世后写下的 《悼念叶芝》一诗。诗中不仅表达了由于一位伟大诗人 的离去，生命的水银柱一下子跌到最低点的哀痛之情，还表达了奥登自己由 于叶芝而获得的崇高信念： “辛勤耕耘着诗歌，把诅咒变成了荡葡园”。可 以说由于这首挽歌，奥登达到了叶芝所说的 “英雄的悲剧”的高度。富有意 味的是，该诗的最后两句：“在他的岁月的牢狱里，教自由的人如何赞颂”， 本来是写叶芝，最后成为奥登自己的墓志铭，铭刻在伦敦威斯敏斯特著名的 “诗人角”里。这就是说奥登最终成为英雄挽歌中的主人公。叶芝的精神不 死：它照亮了另一个诗人。 因而，编选这套文集，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为了向叶芝致敬。 二 美国著名诗人、本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主将埃兹拉·庞德当年从美国 到欧洲后说过：叶芝是唯一值得研究的当代诗人。时间印证了庞德的话。在 今天重读叶芝，我发现叶芝绝不仅仅是早年印象中那个优美的行情诗人；随 着更深入的接触，一个复杂的、充满了多种启示和可能性的世界呈现在我面 前，而叶芝也益发显示出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为此我惊讶、欣喜，好似在 梦中遇到了意料不到的财富。 像 《一九一六年复活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