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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完善我国举证责任制度的若干对策 一、加强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保障当事人的举证权利 　　举证责任分担原则源于罗马法时代，当时确立了两大法则：第一，原告有举证之义务，即原告应负举证责任。这一规则在形式意义上实现了行为责任，但它却往往与结果责任相联系；也就是说，原告如不尽举证责任或虽已举证但仍不能证实其主张的，裁判者应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裁断。第二，举证责任由提出主张的人承担，而不是由否定该主张的人承担。这为大陆法中“主张消极事实的人不负举证责任”的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对英美法系国家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论与实务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理论上称为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但法律未对举证责任的性质作出规定，对此理论界存在各种学说，有“权利说”、“义务说”、“责任说”等，但更多的学者倾向于“败诉风险说”。持此学说的人认为“在举证责任包含的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中，能真正代表其本质的是结果责任”。这意味着当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产生的不利诉讼后果就是可能发生的败诉风险。 　　由举证责任的“败诉风险说”可以得出举证责任所包含的几个层次的意义，即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并且这些证据应能证明其主张具有真实性；若不能同时具务这两个要件，就可能承受对其不利的裁判。证据的提出不仅会影响整个诉讼进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案件的审理结果，而案件的审理结果与当事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强化“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有其现实的依据。首先，当事人会尽其所能，收集、提供最大数量的和案件有关的事实证据。这在客观上会减轻人民法院的取证、查证负担，同时也可以避免因人民法院和当事人重复收集证据带来的诉讼费用的浪费。其次，由于当事人对整个案件过程比较熟悉，在发现，收集证据时能判断出何种证据对其有利、何种证据对其不利、何种证据是重要的、何种证据是次要的，因而向人民法院提交的是有潜在证明力的证据，提高了举证的质量，有利于减少不必要的质证、认证，从面提高了诉讼效率。当然，“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实行并不意味着任何情况下任何主张都由当事人举证，对特殊情况下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有效地弥补了“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不足，两者共同构成了举证责任分担制度。 　　当事人收集证据不仅是其法定责任，也是其法定权利，这一点可以从《民事诉讼法》第50条，第60条所规定的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有权收集、提供证据看出。但在实践中，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在收集证据时，往往会遭到拒绝甚至阻挠，而法律未对此采取任何保障措施。一项权利受到妨碍、侵犯时，权利人应该得到一定程度的救济，这是程序公正的内在要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现行法律规定的当事人的取证权利并未真正实现，应辅以规定一些具体的保障措施如要求法院排除妨碍、当事人恶意阻挠时应负败诉责任等，以落实当事人取证的权利。 二、防止“诉讼突袭”，设立举证时限制度 　　所谓“诉讼突袭”是指当事人持有证据但不主动向法院事先出示，而作为“秘密武器”当庭突然提出，致使对方当事人无从准备从而处于不利的诉讼地位。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的看，双方当事人自起诉或应诉后，在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可以提出证据。这种证据得随时提出主义在诉讼中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其一，不利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平等保护。日本著名民事诉讼法学家指出：“在民事诉讼中，一般是在给予参加程序的当事人以进行充分防御机会这一意义上来研究保障问题的”。可见机会平等是实现结果平等的前提。但在诉讼突袭中，持有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恶意提出证据，使对方当事人没有对等的准备机会，从而处于不利地位。其二，违背了两审终审制。两审终审制的真正含义是任何一个案件和案件的重要事实、证据，都应当经过两级法院审理才能得出终审判决，而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导致一些当事人对所持证据在一审中故意不提而在二审中提出，使这些证据只经过一次审理便成为定案根据，在侵犯对方当事人辩论权利和质证权利的同时也违背了两审终审制的根本意义；又由于《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对“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情形，法院应当再审，使得事人在再审中提出证据也成了行使法定权利。其结果是案件发回重审或提起再审，使终审判决的稳定性受到冲击。 　　举证时限制度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效的法律后果的制度。证据的提供需要一个时间过程，而法院判定事实则要建立在相对稳定的证据体系之上，相对稳定的证据体系则要限于一定期间范围内所提供的证据，即需要举证时限来确定证据体系的范围。这样就使民事诉讼得以依法定的时间先后运作，保持有条不紊，同时，通过对举证期限加以规定，使证据可因举证据时限届满而失去证明力，并且不得再使用。这不仅可以改变人们长期以来“重实体、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