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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两签合同为植棉 　　如今，新疆棉花的总产、单产已经雄居全国第一，成为我国重要的棉花主产区之一，并由此撑起了自治区“一黑一白”的经济发展框架。但50多年前，新疆仅有少量的棉花种植分布于南疆，其它地方特别是北疆的玛纳斯河流域仍是植棉的空白区。在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兼新疆军区代理司令员、代理政委和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政委的王震的领导和开拓下，才使棉花种植逐渐推广到全疆，从而奠定了新疆棉花产业发展壮大的坚实基础。回首往昔，王震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棉花种植而两签合同的故事，已然成为深深镌刻在新疆各族人民心坎上的经典。　　　　一　　　　和平解放之初，新疆突然一下子平添了包括进疆人民解放军以及由“三区”民族军和驻疆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而成的人民解放军第五军、第二十二兵团，总计近20万人口，使得本来就贫穷落后特别是农业生产力低下的当地粮食等物资供应万分紧张。为了减轻地方各族人民群众的负担，王震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要求人民解放军驻地部队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除了从驻疆人民解放军中，分出一半继续执行守卫边防、剿匪肃特和维护地方社会治安等任务外，其余10万多官兵在他的率领下，自1950年起即奔赴天山南北，挺进亘古荒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以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为目的的大生产运动。　　按照新疆军区的命令，第二十二兵团的绝大部分指战员进驻天山以北的茫茫准噶尔盆地。当时的新疆虽然百业待兴，但吃饭穿衣问题依旧是首当其冲的当务之急，加之随着棉纺织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必需有源源不断的棉花供应才能维系。为此，兵团在开荒种粮的同时，也开始了棉花生产。早在1951年，时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兵团司令员的陶峙岳即萌生了在玛纳斯河流域垦区试种棉花的想法。他将通过一位探亲归来的老战士从关内带来的一包棉籽郑重其事地交给兵团二十六师七十八团试种后，当年秋季就获得了50公斤/亩的收成。尽管产量很低，但这一事实却打破了过去流行在某些专家学者口头上的关于高纬度、高寒地区不能种植棉花的论断，也彻底结束了玛纳斯河流域亘古未有的植棉的历史。在此鼓舞之下，兵团党委提出，1953年在玛纳斯垦区进一步推广棉花种植并达到单产200公斤的要求。　　为了完成上述指标，驻玛纳斯垦区的兵团农七师和农八师的领导想方设法，而一向崇尚科学、重视人才的王震更是煞费苦心。他特地将来华从事援建工作的苏联农业、植棉专家迪托夫聘请到兵团来做技术指导。　　以工作上一丝不苟、认真负责而著称的迪托夫一上任，即着手对玛纳斯河流域的气候、水土等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尔后，他便信心十足地对王震、陶峙岳等兵团领导人说：“如果司令员能保证按我的要求去做，我就可保证达到兵团党委提出的亩产量。”　　“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满足。”王震豪爽地满口答应道。　　迪托夫见状，这才直截了当地伸出三个手指头说：“我的要求有三条：一是每亩地施优质厩肥3000公斤，二是在栽培技术和管理措施上要严格按我的规定办，三是办一个植棉技术培训班，由植棉单位的团长、营长和连长亲自参加，不得借故派人顶替。”　　王震笑了，以征询意见式的目光望着陶峙岳说：“这个要求不高嘛！你说呢，陶司令？还有晋初、仲瀚同志？”　　得到陶峙岳的赞同后，也不待时任兵团参谋长的陶晋初和兵团政治部主任的张仲瀚说话，王震便明确表态道：“迪托夫同志，你的要求我们件件照办，如果更具体一点，就是技术上由你负责，施肥、管理和其它杂事则由师、团负责。若有不听指挥的，向陶司令员和我汇报。”　　“司令员的话我很满意，也深信不疑。但你们不可能时刻都跟着我在农场工作，如果出了问题再找司令员汇报，就可能延误时机。我想，要是用一个什么法子来实施监督约束的话，双方就不至于失信。”迪托夫以双手比划着，搜肠刮肚地说。　　王震愣了一下，随即顿悟似的说道：“噢，我们可以立个军令状嘛！”　　“军令状？”　　见迪托夫莫明其妙、一头雾水的样子，众人不禁开怀大笑起来。　　“军令状是军队专用术语，类似于合同。照我的理解，迪托夫的意思是要订个合同，把我们口头商定的条款都写进去，以便做到责任明确、有据可依。”　　张仲瀚的解释立马使迪托夫明白过来，以致于他高兴地竖起大拇指连连夸说道；“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好！我们就来订一份植棉合同。”王震响亮地拍了板后，又用目光扫视着陶峙岳等人。　　当陶峙岳的“要得！”二字脱口而出，陶晋初和张仲瀚也无什么异议后，他们就很快拟定了一份植棉合同，包括：由王震负责组织领导，由陶峙岳、陶晋初负责物资供应，由迪托夫负责技术指导，由时任兵团农七师师长的刘振世和农八师师长的罗汝正保证各项技术措施的贯彻执行以及亩产籽棉200公斤等主要内容。最后，由迪托夫以及王震、陶峙岳、陶晋初和张仲瀚分别代表双方在合同上郑重地签了名。　　通过各方面的协同努力，玛纳斯垦区的两万亩棉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