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的广州——中国城市化的现代性问题130911.doc

作为方法的广州 ——中国城市化的现代性问题 罗成** * 作者简介：罗成，中山大学中文系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文艺美学与文化研究。本文属于教育部2010年度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审美现代性视野中的公民社会想象”（10YJCZH103）研究成果。本文的删减版曾发表于《文化研究》第14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这里是保留了“毛式城市现代性”和“列车与立交桥”两个部分的全文版本。 （中山大学中文系，广州，510275） 内容摘要：近年受到热议的“逃离北上广”现象背后，隐藏着中国城市化现代性的重要问题。1949年以来的中国城市化道路，依次历经了“毛式城市现代性”和“经典城市现代性”的两个阶段。前者诉诸尊严政治，后者吁求明日田园，但共同趋于浪漫化和理想化，城市化乌托邦得以实现的背后却是更多复杂现实的遮蔽。以城与村的纠葛为城市异象表征的广州，凭村际群落的地方性经验，展现了一种生态城市现代性的本土实践。进而，广州作为方法还向中国城市化现代性提出了更值思考的问题：现代性实践如何能够重塑流动个体与现代大都市之间的归属认同。 关 键 词：广州，现代性，城中村，村际群落，生态城市，身份认同 一、“北上广”的位置图绘：现代中心与本土边缘 近年来，伴随高房价、蚁居族等现象，“逃离北上广”这个颇具噱头色彩的口号应运而生。无论大众媒体还是官员百姓，都在纷纷热议。2010年底，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了3卷本的“逃离北上广”图书系列，分别为《北京太势利》、《上海太昂贵》、《广州太竞争》。尽管有着炒作之嫌，但从刺眼的标题上，还是可以把捉到这个华丽时代背后的某种集体无意识的焦虑、困惑与纠结。 所谓“逃离北上广”，是指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中的年轻人，由于房价居高不下和生活压力益增，试图以退出一线城市、回到二三线城市的方式，重新选择生活和工作的道路。但是，仅仅过了一年，“逃回北上广”这个更富戏剧性意味的口号又被大众媒体铺天盖地抛在了社会面前 于德清：《年轻人为什么又逃回“北上广”》，《新京报》2011年7月17日；北岸：《年轻人为何“逃回北上广”？》，《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7日；贺兰：《逃回北上广：无处安放的青春》，《南方都市报》2011年10月28日。。从逃离到逃回，归去来兮之间，夹杂着无名大众的希望与失望、退避与不舍、理想与现实的重重矛盾。其实，在这一看似悖谬的现象背后，潜藏着“北上广”作为大都市典型代表所蕴含的中国城市化的现代性问题。在高房价、强压力的表象下面，无论是逃离还是逃回，这里所隐涉的其实是一个稍不留神就会轻易忽略的关键问题：人与城市的关系。按照著名文明史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说法，城市就是一个巨型的容器。但我们再仔细辨认一下，我们所生存的城市，究竟是一个温暖如归的“ 于德清：《年轻人为什么又逃回“北上广”》，《新京报》2011年7月17日；北岸：《年轻人为何“逃回北上广”？》，《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7日；贺兰：《逃回北上广：无处安放的青春》，《南方都市报》2011年10月28日。 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北京、上海、广州同为中国社会寄托现代性梦想的“容器”，它们却又各自拥有交织了传统与现实的某种微妙差异。从文化心理来看，北京是数百年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上海则是近代以来迅猛兴起的经济中心。至于广州，虽然一直是中国进行海内外贸易的重要口岸甚至唯一口岸，但很少自认为是什么“中心”。相对于北京、上海那种“双城记”的抗衡与较劲，广州的确一直颇显边缘。从地理位置来看，由北京、上海到广州，的确可以由点带线，勾勒出一条中国东部一线城市的黄金连线。但就历史地位而言，广州的城市影响力却在近二十年来落在了京沪两地的后面。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借助改革前沿的地理和政策优势，广州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一度以其经济和文化影响全国，形成了短暂的“三足鼎立” 杨东平：《城市季风》，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65-371页。局面。但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上层建筑力量的强势介入，伴随上海浦东的开发，广州再一次被上海赶超。同时要注意，其实“广州”往往总是被隐匿在了“广东” 杨东平：《城市季风》，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65-371页。 因此，本文想尝试做的是，回到作为一座城市的广州，去探寻它在中心城市之外所可能包蕴的别种经验及思考空间。显然，在“北上广”的同质化能指的背后，其实有着一种异质化现实的差异。北京、上海代表了中国大都市的“现代中心”型实践取向，而广州则意味着一种别样的“本土边缘”型实践经验。 二、毛式城市现代性：尊严政治及其悖论 毋庸置疑，近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引起的剧烈变化，最重要的表征便是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国人将自己对现代性的理想和抱负寄托在了GDP高速增长的衡量标杆上，举国加速的城市化进程则更是这一梦想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