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现实的挑战面向理论的创新——人的全面发展和文艺学建设理论研讨会述评.docVIP

回应现实的挑战面向理论的创新——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理论研讨会述评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２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和《文学评论》杂志社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理论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全国部分高校的著名学者一百多人出席了会议。 在全球化思潮冲击中国文学的境况下，当代文艺学与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正面临一系列新的课题。面对文艺创作和文艺发展的现实，如何突破既定的思维禁锢，与时俱进，开拓研究新思路，提出具有建设性和有创新意义的理论观点，是一项紧迫而又不可回避的任务。这几年来，文学理论研讨会的议题相当多样，它们既涉及当今文学理论所处的语境问题，同时又关乎文学理论自身的建设。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这一议题，可以说，从一个新的角度，切入了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方面。 关于人的全面发展 １、人的全面发展这一议题并非旧话重提或空穴来风，而是人文知识分子以一种人文理想精神对现实发出的提问，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浓重的人文理想。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文学评论》主编钱中文认为，谈论”人的全面发展”不能仅仅从纯文学、纯理论的角度进行探讨，而必须联系现实的人，人的处境及其现状。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信息时代的来临，社会转轨进入了市场经济。一方面，物质逐渐丰富起来，极大地开发了过去被压抑的个人的潜力。另一方面，科技发展中的失衡现象，又危及人的生存，而且由于信仰的空白与缺失，形成了人们对物的追求。物的拼命追求与物的挤压，使人的精神转向颓废，不少人变为空虚的人、扁型的人、平庸的人。加上这样不健全的社会体制，更是培育出了大批大批以追求物欲、权欲、性欲为目的的钱性权式的人物。 在如此残缺的现实面前，要重新强调人的身体和精神和谐的全面发展，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么，提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命题有何价值意味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克剑认为，人的存在是对象化活动中的对象性存在，或受动而能动的存在。人的生命存在的”受动－能动”性，使人不再像动物或其他物种那样只是接受或适应一种给定的生存境域，而是在改变既遇的生存境遇时为自己创设一种生存境域。人为自己创设生存境域因而以自己创设的生存境域为存在对象是由于人自己，在自己是自己的存在方式的理由的意义上，人的存在当然可以是”自由”而非”他由”的。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应是人的”富强”、”正义”、”和”、”真”、”善”、”美”、”圣”等价值之维的健全而非偏至的展示，因而也正意味着人对作为自己的存在对象的文化诸多领域的健全而非偏至的创设。 要达至这种”健全而非偏至的创设”，是人的未来的追求。钱中文认为，”全面发展的人”本身是以走向完全的自由、人的全面解放为条件的，是一种理想境界中的理想人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志伟认为，人是一种有限的存在物，渴望全面发展。但人的全面发展只是一种理想，只能是一个追求的目标。人始终存在于”去存在”之中。如果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本质的、先在的，并按照这个观点去规定人的话，就是一种倒退。现在应该把人的全面发展理解成开放性的，始终处在实现的过程中的，非现成性的。 正因为人的”全面发展”如此艰难，才需要精神的践履，需要人文知识分子高扬人文精神的旗帜。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认为，全球化语境为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新的难题也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如何在经济全球化中为中国文化和人的精神发展定位，成为知识分子的迫切工作。知识分子是问题的提出者，他需要对时代不断提出问题、反省问题，把怀疑和追问放到优先的地位。如何使知识分子的分化和片断化的状态转入知识分子的对话化，非中心的的圆桌化，文化语境的清洁化和知识分子的前瞻化，实在是全球化语境中仍能保持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 ２、把”人”与”发展”联系起来，作为一个命题来讨论时，我们就有必要对这一命题来作一番谱系学的考察，看看是谁在谈论以及怎样谈论”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牛宏宝认为，在历史上有三种谈论”人”的话语方式。一种是”园艺师”的方式。”园艺师”对”人”进行修剪。其二是”立法者”的方式。”发展”的概念就是在这里”人”发生了本质性关系。其三是”编码者”的方式。”编码者”把”人”看作是一套符码，并给”人”编码。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命题，是在”立法者”的话语中被言说的。但是，国内学术界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今对此命题的言说中，却只是取此命题的召唤力，谈论的话语却遵循的是”园艺师”的话语逻辑。这样，学术界就可以获得最高权能的授权，但也就失去了这个命题作为”立法者”话语的独立性和自明性以及它的全部内涵。一个由”园艺师”谈论的”立法者”的话语，在今天却遭遇了”编码者”的话语逻辑的结构，这是国内学术界的不幸和尴尬。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吴琼认为，要谈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必须先确定自己的知识平台。现代性话语提出要通过激活人的感性力量以对抗启蒙理性的单向度统治，这就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