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的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docxVIP

　　一、道德情境与博弈论公务员职业道德与责任和义务紧密相连，公务员在履行职责时常常会遇到行政责任冲突，诸如法律要求这么做而上级却希望那么做的权力冲突、既是公民的雇员又是公民中一员的角色冲突、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利益冲突等。 　　在面临冲突时，个人会进入两难的道德情境，道德选择对道德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博弈论是研究理性决策人在冲突局势中抉择行为的理论，为了利益的最大化，博弈各方的行动取决于对方的行动，也是说博弈的结果取决于所有当事人的行动。 　　用剔除道德因素的博弈论来分析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行为，会发现道德拥有无与伦比的价值。 　　道德本身包含着对与社会利益的维护、增长需要相吻合的个人利益及其追求的肯定，有其功利性，马克思主义认为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如果每个人的行为都能按道德的规定实现个人功利，本身就维护了道德的神圣性和高尚性，同时也实现了道德的超功利性。 　　二、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需要道德立法博弈论的经典模型囚徒困境，其具体过程为两个共同偷窃的犯罪嫌疑人被带进警察局，进行隔离审讯，并被分别告知如果一方供认偷窃，而对方抵赖，供认方将无罪释放，另一方判刑8年；如果双方共同供认，各判刑3年；而如果双方均抵赖，则无罪释放。 　　囚徒困境博弈收益矩阵如下在面临选择时，每个囚徒必然会考虑，对方如果供认，自己有两种选择抵赖判刑8年，供认判刑3年，供认好；即使对方抵赖，最好选择还是供认。 　　而从表中看出，如果两个囚徒合作一起抵赖，结局是最有利的。 　　囚徒困境的结论是，如果一切以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为根本利益，不去考虑对他人利益的损害，有限次重复博弈的唯一指向就是背叛，个人的理性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 　　在博弈论中解决集体非理性的有效方法是道德的介入，引入第三方实施的行为规范。 　　囚徒困境距离行政行为并不遥远，例如在政绩考核时，对方虚报数据，我也得虚报，对方不虚报，我也可能虚报；为升职加薪，对方送礼，我也要送；对方不送礼，我送也是有利的。 　　一些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现象，无不是面对各种利益冲突时在道德空洞中囚徒式的选择结果，人人都试图从有限的资源多获得一点，不背叛意味着淘汰，任其自利行为发展最终损害社会整体效益。 　　公务员掌握权力和资源，具有利用手中资源带来利益的动机和条件，职业道德建设要在重视思想意识主观软建设基础上，更要正视囚徒困境式的利益冲突，通过建立完备的法制体系硬约束依法立德。 　　这方面，欧美、新加坡等发达国家道德立法的成功实践对我们有很多借鉴意义。 　　法律的规范和强制作用，规定了公务员的行为底线及违反的惩罚机制，强制性约束公务员的行为，实现对彼此的选择进行预期，改变博弈空间，实现风险防范。 　　三、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要强化社会监督博弈论的另一模型柠檬市场，即次品市场。 　　因为信息不对称，卖方对产品的质量拥有比买方更多的信息，买方只能通过市场上的平均价格来判断平均质量。 　　例如劳动力市场，雇主很难了解求职者的真正价值，只愿付平均或更低的工资，能力强的员工就要吃亏，能力差的便得益；于是能力强的逐步退出市场，平均质量又因此下降，于是平均价格也会下降，最后就只剩下能力差的，导致市场崩溃，这就是信息经济学中的逆向选择。 　　在行政审批、公共资源交易、行政执法等公共行政领域，因政策性强、权力垄断、暗箱操作等因素存在，政府与公众之间也存在极大的信息不对称。 　　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市场就会出现次品以及影响政府公信力的次品官员，当过多次品官员充斥官场时，就会出现塔西佗陷阱，即无论公权力说假话还是说真话，都会被认为在说假话，公权力遭遇信任危机。 　　信息不对称是导致逆向选择的根源，信息公开则会改变双方的资源配置情况，进而改变博弈的结果。 　　因此，在行政决策及权力运行过程中要引入开放因素，使公众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从而减少公务员的寻租空间，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同时有必要在公务员的任职、升降及奖惩等指标体系中引入公众监督机制，把公众监督的结果落到实处，形成用人机制的道德赏罚导向，内引与外压结合，形成趋善避恶的强大动力，良好的机制会逐步将次品筛选出去，恢复效率和活力。 　　四、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要弘扬道德自律公共行政的最低要求是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合法性，道德立法难以覆盖所有行政行为，公众监督又常常有滞后性，因此，道德自律是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必然要求。 　　自律的最高层次是慎独，即有道德的人在独处时，也不会做任何不道德的事。 　　慎独的前提是坚定的内心信念和良知，是以自己的道德意识为约束力。 　　道德自律在囚徒困境中是吃亏的，因为有限次博弈会出现大量欺诈行为，然而人生是长期打交道的重复博弈，重复博弈也是走出囚徒困境的有效方法，即当交易扩展到更多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