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柳亚子先生的史诗.DOCVIP

略论柳亚子先生的史诗 ——献给亚老二十五周年祭 刘思慕 革命前辈、诗坛祭酒柳亚子先生，离开人间转眼已经二十五年了。我是亚老的晚辈后学，而忘年论交，垂二十年。二十年代初，我在广州岭南大学读文科，与梁宗岱、叶启芳等共创广州文学研究会，对新旧文学都喜涉猎。南社诗僧苏曼殊也是我们所钦佩的现代作家之一。我们爱读的《苏曼殊诗集》就是柳亚子所编，这是我初闻亚子先生大名之始。当时我从何香凝先生那里知道亚老是忠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钦敬之余，只恨缘悭一面。以后虽曾同在广州和香港居留，可惜都失之交臂。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我冒险从印尼雅加达回国，1943年路经桂林时，因金仲华兄之介先结识了亚老的幼女无垢，才获得向亚老晋谒请教的机缘，这是我初次识荆。亚老当时殷殷问我从印尼脱险的经过，我并向他谈及陈嘉庚先生以及胡愈之、沈兹九、王任叔、郁达夫诸公困陷南洋音讯杳然等情况，先生深表关注和忧虑。后曾赋诗寄我以纪其事，诗曰： 香江烽燧桂林春，　　　　辛苦南天脱险辰。 一老堂堂音问绝，　　　　群材楚楚梦魂频。 山阳忍便侪闻备，　　　　海澨终期尚卧薪。 自别刘生怀抱恶，　　　　泪痕和墨寄湘漘。 可笑我只在少年时一度“附庸风雅”，偶学作诗，其后久已不弹此调，拜读亚老华章后竟无以奉和请教。后来我在逃难中又遭匪劫，这件墨宝也被掠去，至今思之犹觉惋惜。 此后十数年间，我和亚老萍踪聚散，前尘往事不可胜记。切忆1956年我调到北京工作时，常到北长街亚老的寓所“上天下地之庐”（毛主席亲笔题字）去问候。亚老那时已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和动脉硬化症，极少会客，我晋见时也只能略谈几句，不敢过多打扰。一九五八年亚老长逝，我正又调回上海工作，未能向遗体告别和参加公祭，这也是平生一大憾事。 ＊ ＊ ＊ 但是，亚老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他的伟大诗篇也是不朽的。毛主席对亚老的诗曾予高度评价说：“慨当以慷，卑视陈亮、陆游，读之令人感发兴起。”郭沫若同志曾称亚老为“今屈原”（见《柳亚子诗词选》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郭序第二页）。茅盾同志则说：“柳先生的诗反映了前清末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长时期的历史，亦即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称之为史诗，是名副其实的”（见《柳亚子诗选》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茅盾序第二页）。茅公认为亚老是“这一长时期内旧体诗方面最卓越的诗人”（见一九七九年十月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的讲话）。对亚老诗词的这些评语，已成为千秋不易的定论。以“史诗”这一点来说，若要从他的诗集中举出例证，那真是举不胜举，我在下面只想提出几个突出的例子来谈一谈。这里先要交代一句，凡下文所引亚老原作诗句，均出上举两书，不复一一注明。 亚老生于清末，十六岁就考中秀才，但他绝不以科举为进身之阶。他受了当时知识分子中以章太炎、邹容为代表的民族民主革命派的影响，竭力鼓吹革命。他十七岁时便写出长篇古诗《放歌》，运用入木三分的犀利笔锋，抒发长歌当哭的炽烈情感，表达出反封建反帝、爱国救亡、要求民族民主革命的强烈愿望。翌年，当章、邹下狱之后，值慈禧生日，亚老遂以“十月十日，虏后那拉万寿节也，纪事得二首”为题，赋诗痛抒其愤激之情，其二曰： 胡姬也学祝华封，　　　歌舞生平处处同。 第一伤心民族耻，　　　神州学界尽奴风。 其末句自注云：“闻民立某校以是日辍业。”亚老那年才十八岁，竟冒灭门之祸，丑诋专制女主，真所谓“初生之犊不怕虎”，显出无比的革命勇气。亚老在从一九零六年加入同盟会到辛亥革命这五年之间，在创建了“南社”之后，诗词多是悼念在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如邹容、秋瑾、徐锡麟等人之作，表现出诗人悲愤交集，但仍百折不回，深信胜利在望的乐观情绪。如《吊鉴湖秋女士》一首七律中有句曰：“缺陷应弥流血史，精魂还傍断头台，他年记取黄龙饮，要向轩亭酹一杯”，就写出诗人这种心情和气概。在从一九一二年的南北议和到一九二零年的护法运动期间，诗人面对袁、张两次复辟，冯、段等北洋军阀虎狼当道的反动局面，一度萌生无能为力不如退隐的念头，如《文章》一诗即曾流露此意，但经过思想斗争，仍复义愤填膺，恢复了革命必胜的信念，具见《感事》四首及《后感事》四首中。1912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诗人“喜见南天壁垒更”，便觉“我亦雄心犹健在”，大有“请长缨”再为革命献身的决心。这时，“五四”运动的巨大影响遍及全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开始传播，而中国共产党也已乘时创建，在这种情势下，一贯倾心革命而又敏感的柳亚子先生，自然便紧跟着大时代的步伐而奋勇迈进。一九二一年，先生在上海结识了廖仲恺夫妇，直接受到他们的影响。他在一九二三年创立“新南社”时便已倡导新文学、新文化以至鼓吹社会革命。这期间，他诗中出现了“华、拿、卢、孟敢言才”之句，这就带有不满足于旧民主主义的意味。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