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投资减速及影响.docxVIP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增长已经大幅减速，年增长率从2010年的10降至2016年的35。 　　尽管最近出现复苏的迹象，但过去三年的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增长率不仅远远低于其危机前的两位数水平，也低于其长期平均值。 　　而且，投资疲软的范围非常广泛。 　　在2016年，有六成以上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增长率都低于其长期平均值，是过去25年不包括2009年的全球经济衰退期间中经历如此不景气的国家数量最多的一年图1。 　　尽管私人和公共投资中存在大量的未满足的投资需求，但投资疲软仍然在持续。 　　投资减速在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和大宗商品出口国表现最明显。 　　在2010年到2016年期间，金砖国家的投资增长率从大约13降至4左右，而金砖国家以外的大宗商品出口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增长率则从7左右降至01。 　　中国占了此期间这些经济体总投资增长率减速中的13，巴西和俄罗斯占了另外的13。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投资增长的持续减速与发达经济体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部分复苏形成对照。 　　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增长率在2010年到2015年期间平均为21，到2014年已经恢复到其长期平均水平，并且距离其危机前水平也不远。 　　投资增长率低于长期平均值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所占比例百分比一、投资增长为什么减速投资减速反映了抵消非常良好金融条件的一系列因素，其中良好金融条件包括创历史新低的借款成本、充足的金融市场流动性以及很多国家非金融私营部门国内私人信贷的快速增长。 　　但是，很多不利因素抵消了截至2016年后期的历史上最低融资成本的作用，其中包括大宗商品出口国令人失望的经济活动、疲弱的增长前景和出口价格相对于进口价格的严重下跌即贸易条件恶化，以及陷入困境的主要经济体减速并且波动的资本流动、私人债务的快速累积和多次出现的政策不确定性。 　　我们估算了这些内部和外部因素在影响投资增长方面的相对重要性。 　　一中期不利因素。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产出增长的放缓只占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投资放缓中的很小一部分。 　　贸易条件冲击对于石油出口国来说更加重要；对于大宗商品进口国而言，外国直接投资即外国人为所有者的投资流入的减速是主要影响因素；对于很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私人债务负担和政治风险造成了主要影响。 　　实际上，对于石油出口国而言，由于2014年开始的石油价格下跌所造成的贸易条件冲击平均占了其投资增长减速中的一半左右,对于大宗商品进口国而言，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减速平均占了其投资增长减速中的一半以上。 　　私营部门债务对的比率过度地影响了投资金融服务可得性提高金融深化对投资的益处不断地被过度负债的有害影响所超过。 　　但几个大宗商品出口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危机后债务的减少已经消除了这些投资增长障碍中的一部分。 　　相对而言，在几个非能源大宗商品出口国中，过高的私人债务已经阻碍了投资。 　　另外，不断上升的政治风险可能占了自2011年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投资增长减速的110。 　　二不确定性的提高。 　　全球性和国家特有的两种形式的不确定性是拖累投资的主要因素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其中，国内政策的不确定性阻碍了国内投资增长；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政策不确定性比如欧盟,特别是对于欧洲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对投资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 　　全球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可以用波动率指数,追踪美国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来衡量，是解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投资路径的关键变量，尤其是在该指数持续上升的情况下。 　　例如，波动率指数上升10可能会极大地降低这些经济体的投资增长率在一年内降低06个百分点。 　　欧盟的数次政策不确定性特别是在2010—2012年欧元区危机期间对与其有密切关系的经济合作伙伴产生了溢出效应。 　　例如，政策不确定性在2011年的6月到9月期间欧元区危机的最高峰显著提高。 　　这种不确定性的快速提高可能降低了投资，特别是欧洲和中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 　　除了这些跨境不确定性溢出效应以外，国内政策不确定性也加重了主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疲软。 　　三主要经济体的负面溢出效应。 　　在过去7年中，美国和欧元区的增长疲软，多次低于预期，令人失望。 　　鉴于这些经济体巨大规模及其与世界其他国家在贸易和金融方面的一体化程度，其增长减速会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前景造成显著的不利影响。 　　美国和欧元区疲弱的产出增长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投资增长造成如下影响在一年内，美国产出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将会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次年的平均产出增长率降低08个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