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将生命之根深深扎进中华民族生活的血肉与土壤中.DOCVIP

韩震：她将生命之根深深扎进中华民族生活的血肉与土壤中 李莎教授，是我们素所景仰、亦师亦友的长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个宝。最让大家熟知的是她的这样几个定语：“革命先辈李立三同志的夫人”，“来自俄罗斯的中国媳妇”，“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教授”。自从成了中国革命领导人的妻子，当了中国的媳妇那天起，她便将生命之根深深地扎进了中华民族生活的血肉与土壤中，将一颗俄罗斯的心灵枝芽鲜活地嫁接在了中华文化古老的树干上，她的人生与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情感便有了一种血肉相关的联系。然而，她在中华大地上的生命岁月从一开始便是在历史微弱的呻吟声中流逝的。文革到来的时候她已逾天命之年，一家人几乎整个儿掉进了历史的缝隙之中，但她以其俄罗斯式的容忍与豁达顶住了一切劫难，没有陷入萎缩与颓丧。当被逼到绝境的时候，老人家反而表现出了一种浴火重生的善来。这不仅需要道德上的忠直与胆识，而且还需要一种特别的敏感与绝对的豁达。她将这种善变成了一种超然的生命经验和生活方式，做到了心底无私天地宽，为善最乐，上善若水。这种善化作了她对事业，对师生，对生活始终执着的爱。这个在生存苦难中倔犟跋涉的老人，看到了生命的真正价值所在，体悟到人生的真正幸福所在，她的心灵达到了一种宏伟阔大的境界。我们不能不为老人家的这种品格感佩之至。 新中国建立后四十年的俄语教学，绕不开李莎的名字。她是北京俄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最早的，可以说是“常任的”俄罗斯专家。她兢兢业业，从无怠惰，精心教书，真情育人。一心扑在了学校的教学和师资培养的工作上。她为一本本俄语教材编撰、审稿，为一茬茬俄语教师答疑、辅导、培训。六十五岁那年，她刚刚结束了牢狱生活回到北外，便主动承担了文革后恢复的俄语系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充斥了太多的声浪，而李莎教授却始终如一地安静着，她在安静之中做完了六十年代经典俄语老八本教材的质疑、顾问工作，完成了八十年代《俄语写作》、《俄语阅读》等高年级教材的语言审定工作。八十年代由她主编并审定的《当代苏联文学原著选读》两卷集，是她作为学术著作来完成的。其独到的编写体例，精到的修辞分析与深刻的内容诠释成为日后俄罗斯文学教材的编写范本。所有这些教材不仅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用书，也是我国高校所有俄语专业的推广教材。作为一个杰出的教育工作者，一个知识广博的学者，她的涉猎面极广，苏联及其解体后俄国一切的变化都在她的关注之内。她知识的与心灵的光芒照亮过许多后人，新中国的和外国的不少政治精英，学界名流，商界翘楚都聆听过李莎老师的教诲，得到过她心灵的抚育。李莎教授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科的创建、成长、成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我国外语教育界树起了一面令我们骄傲的旗帜。 人世的纷扰会覆盖许多美好的记忆，但我们的师生不会忘记与老人家一次又一次难忘的聚会。那是她在课余与研究生们的座谈，与俄语系老师们欢快的聚会，在家中与同事后生们亲切的畅叙。每每在形式不同的场合，她都会与大家谈论国家、社会，谈起文学和艺术，询问老师们的读书、生活、工作。她说过，如果把赚钱当作读书和生活的目的，把富有看作人生成功的标志，把金钱与享受作为人生唯一值得追求的价值来确认，那么我们做人的真正价值将会丧失。这些看来十分平淡的话语，在今天依然会点燃我们思想的光亮。这是老一辈教育工作者的思想光亮，是我们所有外语教育工作者的精神财富。每当我们的价值观念显得有些混乱时，我们都应该记起李莎教授为我们说过的那些话。 值得我们师生赞叹的还有老人家专业以外的知识情怀和诗性心境。她对音乐、绘画、电影等多种艺术文化有着独特的理解和突出的鉴赏力，它们也构成了这位文化老人的多维追求。学者常有，而诗心难得。作为一名以语言文学为专业的教育工作者，如果没有一颗始终追寻另一个世界的诗心童趣，是很难将语言文学做好和教好的，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的跨越中，她实现了对专业知识的跨界追求。老人家的雍容博大，智慧浪漫，生活情趣，原因恐怕也在于此。 李莎先生，我们对您的尊敬与爱戴，不仅仅在于您生命的无比坚韧与无私忘我的奉献，还在于您这本生命大书留给我们的极为丰沛的意蕴和难以穷尽的启示。这意蕴和启示集中体现在了李莎教授所著的回忆录《我的中国缘分》中。这本在四年前出版的书在中华大地获得了广泛的影响。那不只是她关于与革命家李立三以及中国情缘的回顾，还是李莎先生对她自己生命的回眸与审视和生命情操的再现，是她的将近一个世纪坎坷人生的自述传和心灵史。它记录了作者一生的苦乐悲欢，与不少俄国的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她的生命同样没有逃脱生活洪流的裹挟，被不可知的命运所牵引，一系列偶然的和必然的身不由己真实地展现了峥嵘岁月中的人生浮沉，也折射出当代中国不可磨灭的历史潮流的发展印迹，实为中国革命史、中俄交流史的鲜活资料，堪为那段特定历史之存照。“文革”中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作者也能以客观、平实的文字予以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