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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言不对应性的商务口译翻译策略 、汉英两种语言的不对应性 著名翻译学家尤金?奈达曾经给翻译下过一个被广泛 引用的定义，“翻译是在译入语中用最切近的、最自然的对等 语再现原语的信息，首先指语义上的对等，其次是风格上的 对等。”但是，实现两种语言完全的对等是不可能的，连奈达 本人也曾表示他所说的“equivalent”不同于“identity”，翻译只 能实现一种近似的对等，却不能达到一一对应或完全等同。 《实用英语翻译》一书中提到，“汉语和英语分属于两个截然 不同的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由于 汉英两种语言在词汇和语法结构方面有很多不同，因此在翻 译中很难将两种语言的词汇或结构一一对应。”这种不对应性 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词汇层面的不对应。早期的翻译学追求两种语言的 “对等”，Catford在1965年将其定义为“用目标语中对等的 文本材料取代源语的文本材料”。这是一种理想化的翻译模 式，在这种模式中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词汇和句式的一 一对应关系。从词汇层面来讲，解码式的翻译只有当两种语 言的词汇呈现图1所示的一一对应关系时才能实现。 而现实翻译中，语言的对应却如图3所示，呈现出复 杂的交叉对应关系。图4所示就是这样一组常见关系: 我们看到，汉英两种语言的对应关系是极其复杂的， 一对多，多对一以及一对一甚至没有对应词的情况都是普遍 存在的，这就是汉英两种语言词汇层面的不可对应性。 语言结构层面的不对应。汉语是意合语言，英语是 形合语言，这两个概念最早是由王力先生在《中国语法理论》 中提出的。所谓“形合”，指借助语言形式，主要包括词汇手 段和形态手段，实现词语和句子的连接；“意合”指不借助语 言形式，而借助词语或句子所含意义的逻辑关系来实现语篇 内部的连接。这种差异决定了两种语言结构的不对应性： 紧凑与松散。英语民族注重理性和逻辑思维，强调形 式分析和规则制约，重形合；汉语民族注重感性和辨证思维， 习惯概括综合，不强求形式分析和逻辑推理，重意合。也就 是说英语句中逻辑关系主要依靠显性连接手段来表示，多见 “so...that”或“as a result of’等表示极强逻辑关系的成分。而汉 语句子则注重隐性连贯，以内在的逻辑关系来衔接，多用松 散的小分句的堆积来体现逻辑关系联盟。 静态与动态。英语是一种静态性的语言结构。受主谓 一致原则的限制，一个简单句或分句只能有一个谓语动词， 而句中其他动词意义必须借助其相应的名词形式或介词等 词类来表达。汉语是一种动态性的语言结构，动词使用自由、 简便，句子表达动作意义常直接用动词来实现。这种静动的 区别就经体现在汉语中用动词表现的意义在英语中则需用 名词，动名词，介词甚至副词来体现。 层级与平列。李艳曾经在《汉句法结构的对比与翻译》 一文中提到，英语是种屈折语言，拥有丰富的形态变化手段， 加上众多的连词可以使用，一个句子的各种成分可以挂钩在 主谓两个主干成分的左右，呈现层次繁复的“树状结构”。汉 语运用大量的动词集合，根据时间顺序一一排开，呈现平列 式的“竹节结构”。这是一种很形象的说法，这种结构差异也 是构成汉英两种语言句子结构差异的重要方面。 通过以上三点分析我们看到，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无 论是在句子成分，逻辑关系以及结构形式方面都存在这根本 差异，造成了两种语言的句式结构的不对应性。 文化内涵上的不对应。每种语言都有自己产生独特 背景文化，这种文化的内涵以一种思维方式融入到每一种语 言中。例如宗教信仰，文学典故，历史传说，风俗习惯等等 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如果不对这一部分进行处理，译文 通常会令人费解甚至背离原文的真正意思。翻译中，两种文 化的冲击是有目共睹，不言而喻的。所以奈达曾经说过：“要 真正出色的做好翻译工作，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甚 至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运用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 义。” 由此可见，汉英两种语言的不对应性使得它们之间的 对应转换存在着很大困难，译者往往面临着留形则去意，留 意则失形的两难局面。如果要将两种语言生硬地对应起来， 就会形成误译或“翻译腔”。 二、商务口译翻译策略 交际中人们不是对语言本身感兴趣，而是想了解对方 试图表达的思想和信息。这对于处于同一语境环境下的商务 口译活动中的各方是十分重要的。翻译不是简单的代码转 换，而是通过释意来传递意义。 译员是精通两国语言和文化的纽带，在了解原语要表 达的信息后可以自如的用两种语言进行清晰的表达。忠于原 语的传统原则桎梏住了译员的主观能动性，造成了许多英语 式的汉语或汉语式的英语，使译文的通顺性和意思的表达大 打折扣。在商务口译活动中，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译 文进行调整，实现通顺明确的表达。 信息冗余去除。冗余是香浓信息理论中的一个核心 概念，即：“信号中与信息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