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年周小川讲话.docxVIP

XX年周小川讲话 　　周小川行长在博鳌亚洲论坛XX年年会上的发言　　文章　　XX年3月29日，周小川行长出席博鳌亚洲论坛XX年年会“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前景”分论坛讨论，就非常规货币政策等议题阐述观点，实录如下：　　周小川：我想先谈一下我对非常规货币政策概念的理解，之后介绍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　　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日本以及欧元区开始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时，货币政策面临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通胀率很低，甚至可能还出现了小幅通缩；二是经济很难从金融危机中复苏。非常规货币政策一般有如下的典型现象：一是利率接近于零，即所谓的零下界，所以要采取非常规的量化宽松措施，注入流动性，当然在实践中实行量化宽松有多种方式；二是仅实行量化宽松措施还不够，还需要让市场参与者有一个长期稳定的预期：即政策将持续一到两年。所以中央银行实行前瞻性指引，引导市场预期。不过，前瞻性指引也遇到一些困难，甚至出现尴尬局面：人们有时怀疑中央银行能否真正预测出未来一两年的经济走势。这是我对非常规货币政策这一概念的理解。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也做了大量努力，但中国的情况不同于美国、日本和欧元区。基本上可以说，中国的货币政策以常规手段为主，但也有一些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经历。一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时期内，即XX年至XX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规模日益扩大，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那时，人民银行感觉到传统的常规货币政策效果并不是那么好，因此，那个时期，中国货币政策更倾向于使用量化工具吸收流动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非常规政策。此后，随着中国实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及外汇市场改革，不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逐步从10%降至2%左右。人民银行也就退出了非常规的对冲。二是为应对此轮全球金融危机，XX年底至XX年初中国还采取了一揽子刺激政策，希望加快经济复苏的步伐。虽然经济刺激从规模上看有“非常规”的意味，但考虑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本应具有逆周期的性质，因此相关政策的理念还是相对常规的。　　经历了上述两个非常规阶段后，中国的货币政策已经回到了更加常规的状态。不过，我们说现在的常态已和过去的常态不同了，而是新常态。新常态跟传统常态的区别在于，一方面随着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市场的改革，中国货币政策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价格机制和数量机制的组合。这是比较常规的货币政策方式。　　关于下一步的货币政策，我们将密切关注全球经济走势，包括通货膨胀下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中国经济增长也有所放缓，也出现了通胀率下行和通胀消退的现象。我们要保持某种程度的警惕，观察通胀下行是否会持续下去，是否会出现通货紧缩。　　另一方面，货币政策需要支持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一方面，一些传统的行业正处于困难时期，需要促进其平稳调整，有些可能需要从市场上退出。另一方面，要鼓励互联网和高科技行业等创新型企业的发展。目前，一些过剩的传统产业依然占据过多的银行贷款以及资本市场的资源，这部分过多资源的释放需要一定时间。同时，很多新型企业有大量的融资需求，希望在资本市场上获得融资。人民银行最近也采用了一系列价格和数量工具，向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来降低融资成本，但新的资源配置效果需要一段时间方能显现。　　周小川：刚才古铁雷斯说，XX年是“美元年”。如果美国以外的许多经济体继续实行扩张货币政策或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将美元汇率推至过高，甚至增加资产泡沫的潜在可能性。我们乐见美国经济复苏愈发强劲，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件好事。但　　从历史上看，美元走强也和国际货币体系相关。20世纪90年代，欧洲经济较为疲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形势也比较差，之后亚洲又出现金融危机，美元一路走强。那时，人们开始讨论国际货币体系。这种国际货币体系导致美元坚挺，也使资金流入美国。可以说，货币政策是和国际货币体系相互联系的。　　我们当然希望非常规货币政策、特别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能够帮助有关国家早日实现复苏，包括日本经济。但应注意，在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实体经济，特别是银行部门和企业部门，甚至也包括居民部门，正在修复资产负债表。在得不到帮助的情况下，修复过程将较为缓慢。看起来，宽松货币政策在帮助实体经济修复资产负债表方面效果欠佳，耗时也比预想的要长。所以，需要考虑货币政策能否和财政政策相互协调，帮助实体经济修复资产负债表。虽然本轮金融危机中，政府救助问题银行的做法引发了很大争议，有人担忧这将引发道德风险，并可能滥用了纳税人的钱，但这种救助措施的确加快了整个复苏进程，这也可看作是非常规货币政策。　　《财经》记者提问：面对这么多国家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货币政策是否承受压力？将如何应对？　　周小川：量化宽松政策是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措施。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反应最快，最先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