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 读书杂志美文 吾侪所学关天意读《吴宓与陈寅恪》素材.docVIP

吾侪所学关天意读《吴宓与陈寅恪》 吴宓先生的女公子吴学昭用父亲的日记、书信，为吴宓与陈寅恪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写了这本《吴宓与陈寅恪》，书不厚，只一百七十二页，列为“清华文丛之一”。近水楼台的缘故，我先读了校样。不知为什么，读第一遍时，觉得对吴、陈始终一生的友谊、学者的迂与痴、晚年的悲剧以及此书所披露的珍贵史料，都大有可说，但读第二遍时，感慨虽多却仿佛无话可说了，“飞扬颇恨人情薄，寥落终怜吾道孤”(《悲感》，载《吴宓诗集》九卷16页)，吴宓诗中这“吾道孤”三字，似乎便已说尽了吴宓、陈寅恪这两位学者的一生际遇，半生凄清。 当然，“吾道孤”的“道”应该进一步分疏。吴宓、陈寅恪虽然不是冲决一切的激烈先进，却也绝非抱残守阙的旧式鸿儒。依吴宓的介绍，陈寅恪并不是时下想象的埋头书斋的考据家而是洞察幽微知晓天下事的卧龙式人物，“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3—4页)，而据吴宓自述，吴宓不仅是一个热心各种社会事务的学者而且是一个极有责任感的文人，“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神魂俱碎”(18页)，何况他们在欧美留学多年，又亲历过二十世纪之初的风云变幻，所以他们心目中的“道”大约不会是旧式文人“致君尧舜上”的入世抱负或“怅然吟式微”的出世理想。 在我看来，这“道”仿佛现在所说安身立命的“终极意义”，换句话说即人为什么生存、如何生存的“精神血脉”，正在这一点上吴、陈等人与时不同与人不同。时下讨论“终极意义”的文章很多，常常把这个 the ultimate meaning当作一个抽象的本体概念，但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生存与否”却并非一个抽象玄妙的“玄谈”而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探问人生终极意义并非书斋谈资而是拯世实需，因为价值系统解体所留下来的意义危机已经导致了当时人实实在在的困惑，文化人突然发现思想已经失去了对心灵的抚慰作用，于是，寻觅“道”之所在便是各式各样思潮的共同注目处，吴宓、陈寅恪也概莫能外。 IMG=B 在本书第8页至13页上吴宓所记陈寅恪一九一九年末“纵论中西印文化”的谈话应该注意，其中陈氏说到： 　 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 　 显然这里所说的“精神之学问”便是吴宓、陈寅恪所谓的“道”，在他们看来，中国古代“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现代“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都是一种希图速见成效的方法，用古代的话说是揠苗助长，用现代的话讲是急用先学，一旦“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适用”(9页)，即使是在危机四伏、亟待复兴的时代，也不可忽视“精神之学问”，因为“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10页)于是，吴宓以其《学衡》，“欲植立中心，取得一贯之精神及信仰”(62页)，陈寅恪以其学术，昭示他们的别一种拯世觉世之“道”，一则为中国人重建终极意义的根基，一则为自己寻觅安身立命的归宿。 不能否认白璧德(Irving Babbitt)、穆尔(Paul Elmer More)人文主义对他们的影响，吴宓是白璧德、穆尔的学生，始终认定人文主义理想“综合古今东西的文化传统，是超国界的”(21页)。陈寅恪在哈佛期间也曾由吴宓介绍与白璧德多有交往，而白璧德也对张SPS=1056海、楼光来、汤用彤、陈寅恪及吴宓“期望至殷”(22页)，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思想的根深蒂固处实际更多来自理学中不断追寻心性自觉与精神提升的一路，所谓“中体西用”的“体”似乎便是以此为核心精神，这便是陈寅恪称韩愈为“不世出人杰”，奠定“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的新儒学基础(《论韩愈》，载《金明馆丛稿初编》288页)，称朱熹为中国的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赞扬他“其功至不可没”(11页)，并极力表彰天水一朝文化的原因所在。可以与此相对照的是胡适，胡适等人受杜威(John Dewey)影响固然是不争的事实，但杜威哲学中“保存和不抛弃人类所已取得的价值的真正保守精神”却在他们的挪用中被轻轻淡忘(《哲学的改造》中译本10页)，而“实用主义”一词在普天的实用思潮中又逐渐消失了哲学意味而成了工具主义或操作技巧，这背后似乎有着很浓重的、与理学判然殊途的“经世致用”实学传统背景，于是杜威关于“后果而不是先在条件提供了意义与真实性”的名言实际在二十年代中国起了一个衔接古代实学传统与近代实用思潮的粘合剂作用。于是，同样留学美国，同样引进西潮，两大支流竟各执一端，南辕北辙。 后来情势的变迁不必多说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潮大势，实在与吴宓、陈寅恪们太背“道”而驰，“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