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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退合同制警察 　　实习警察在具备下列条件下可能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一是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或者是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二是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三是在具体的执行职务过程中。　　史卫忠：关于实习警察是否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问题,对于本案的定罪来说,的确有影响,如果被告人魏某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就不存在假冒的问题。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理解一直存在很大的分歧,刑法对此规定的比较简单,只是规定为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因此,许多从事公务的人员身份就不好界定,比如在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例如证监会的人员等等。还比如在国家机关中没有编制的人员、聘用的人员、合同制的人员都可能在从事公务。对于这些问题,国家陆续出台了一些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从这些解释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如果这些人在依法从事公务期间,就可以按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论处。因此,对这些人是否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主要看其具体从事的事务。实习警察如果是在警察带领下从事公务就可以认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从本案来看,被告人魏某的行为显然不属于依法从事公务的范畴,所以不应当认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史卫忠：抢劫罪中的暴力方法,是指对人身实施强烈的打击或者强制,以排除或者压制被害人的抗拒+抢劫罪的胁迫方法,是指以当场即时实施暴力相威胁,实行精神强制,使被害人产生恐惧而不敢抗拒。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利用财物所有人、保管人的某种弱点、困难、隐情或者要求,用恫吓、要挟等方法进行威胁,迫使其交出财物或者其他财产性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另外,两个罪名在“暴力相威胁”上区别有点：一取财行为是否仅限于当场,抢劫罪的“暴力相威胁”后劫取的财物的行为必须是在当场,而敲诈勒索罪“暴力相威胁”后要索取财物不限于当场,事后也可以+二是“暴力相威胁”的暴力是否会马上实施,抢劫罪的“暴力相威胁”,如果被害人不听从就会马上实施,而敲诈勒索罪的“暴力相威胁”,暴力则可能不会马上实施,而是以将来会实施相威胁。本案中,四名被告人所采取的手段具有一定的暴力性、胁迫性,但与抢劫罪所要求的当场可能实施的暴力、胁迫相比较,其威胁程度稍轻,紧迫性稍缓,并不具有造成被害人恐惧、进而不敢反抗的作用。他们所实施的一定程度的殴打和搜身行为,主要不是针对被害人的人身安全,而是要强化其“要挟”的力度,以便能更顺利地从被害人处获取财物。所以,他们的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　　史卫忠：招摇撞骗,其行为本质上仍然属于骗的性质,即利用人们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人民警察身份的信任,使被害人“自愿”向其交付财物或者其他非财产性利益。结合本案的特征,四名被告人冒充警察,给被害人造成了严重的心理负担。被害人虽然交付了钱物,但完全是在心理受到强制下所实施的被迫行为,是怕警察处罚,不是自愿,显然不符合招摇撞骗罪的本质特征。因此,本案中的四名被告人的行为应当是构成敲诈勒索罪。　　史卫忠：我认为,要区分不同的情况来处理。如果事前警察与其他不是警察的人商量好了要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而不是去执行公务,那么他们所谓的“抓赌”,然后私分财物的行为就不是职务犯罪,如果使用了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就应当定为抢劫罪。如果仅仅是以警察身份相胁迫,没有使用暴力,就定敲诈勒索罪。但是,如果警察事前没有与其他不是警察的人商量好,在执行“抓赌”公务的事后起了私分赃款的意图,就应当按贪污罪来处理。实践中,还出现这样的案件,警察带不具有警察身份的人一起去“抓赌”,利用了警察身份,使用了暴力,构成了抢劫罪。警察是主犯,但没有其他情节,就按照刑法二百六十三条第一款处理,但那些不具有警察身份的人员能否按照第二款“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来处罚，　　如果这样处理就会造成主犯量刑轻,而从犯量刑更重,量刑不均衡。我个人认为,对于这种.清况要从总体上考虑,要么两者都不适用第二款处罚,要么两者都适用第二款处罚。　　这个案件,我认为四名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之所以认为他们的行为不构成抢劫罪,正如我前面讲到的,主要是被告人郝某打被害人的一个耳光,这种行为没有达到暴力威胁的程度,使他们不能、不敢反抗,而是他们假冒警察的身份使被害人主动交出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