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的两个假设.doc

　 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的两个假设 齐修远 　　　　一 在关于科学、特别是社会历史科学方法论哲学的研究中，长期存在着由如下两个假设引起的重大争议：一是科学的认识和知识本身，在价值上是否（或能否）是无涉（value-free）的或中性的？一种真正的科学精神或客观态度，是否就是在科学研究中表现为对价值和评价的回避或“悬置”？这就是所谓的“价值中立”问题；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假设是社会科学的“非意识形态化”问题——是否“摆脱意识形态的统摄而独立”就是“通向客观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途径”，乃至是“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这一争论，在理论上涉及到如何看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以及它们与哲学的相互关系问题，涉及到对真理、价值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对客观性、理性和非理性关系等问题的理解，涉及到对社会科学的性质和功能的理解，也涉及到一些重要的实践问题。但是，这些有待于在理论上深入辨析的问题，却常常被当作不言而喻的前提或方法论原则。“许多社会科学家坚信：有效应用的最佳途径是客观地从事研究和理论建设，免除意识形态和哲学争执的干扰。……社会科学在过去几十年的进程就是由自然科学的模式如此引导的。”（D.麦克雷：《社会科学的社会功能》，载《国外社会科学政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在50年代，国际上一批社会科学家就曾联名呼吁“意识形态的终结”。“西方马克思主义”派的理论家阿尔都塞强调，从理论框架来看，意识形态和科学有本质的区别，由前者发展到后者，要求对前者作基本结构的改变，即每一门学说的发展都有一个从意识形态到科学“在认识论上决裂”的问题，他甚至认为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是如此。还有一些人干脆用这个标准把社会科学排除于科学之外。科学哲学家K.波普尔在他的《社会科学的逻辑》中说，社会科学家难于“从自己所在的社会阶层中摆脱出来”，客观性和不带价值判断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在国内，亦屡屡有作者呼吁“价值中立”和“非意识形态化”，甚至提出用“非意识形态化”的方法解决所谓意识形态问题。因此，对这两个假设，实有澄清之必要。 　　　　二 如所周知，首先把“价值中立”视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规范性原则并作出系统而严格阐述的，当推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Weber,1864 —1920）。他认为从科学观点看事物和从价值观点看事物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视角。科学的任务是研究现象的存在，其本质是事实的真实性。它只能告诉人们事实是什么，人能够做什么，而不能教人应该做什么。价值知识则是一种规范性知识、一种从主观欲望，从伦理、哲学、理想的观点推论出的实践判断，它的本质在于有效性，而与事实之间没有逻辑的或本体论的联系，也不属于经验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极而言之，“因果分析决无价值判断，价值判断也决非因果说明”。 当然，若仅就这一方面来说，韦伯并非始作甬者。欧洲哲学史上首先对“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作出明确区分的是休谟。这一划分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中各有其表现方式。但是把这二者的对立推向极端的是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家。他们以科学的名义，断然拒绝把他们所谓的“臆想出来的价值看作世界的特性”，认为严格区分科学与价值乃是“现代思想所获得的最重要成就之一”。（科拉柯夫斯基：《实证主义哲学》，彭吉斯出版公司1972年版，第15页）所谓“方法论理性主义”即是认为，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的个人成见、信念和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是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归之于对科学之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由于近代以来经验自然科学研究的巨大成就，也由于实证主义的推波助澜，“事实与价值”上升为现代思想中诸所谓“二元对立”中的一个最根本的对立，它们之间的鸿沟也越掘越深，乃至形成这样一幅漫画式的图景：“一侧是无休无止争吵中的价值泥潭，这里充满着任意性、不确定性、乃至完全的主观性；而另一侧则耸立着雄伟的科学圣殿，那是一个未受价值污染的纯正、清白之地。” 但韦伯的思想与逻辑实证主义相比似有其独到的深刻之处。韦伯主要是在社会学方法论的范畴内阐释“价值中立”原则的。韦伯并非没有注意到价值系统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他的“价值中立”也不是要完全排除与价值有关的研究。相反，他认为社会领域中的一切行动都是在价值中孕育成的，社会科学研究要达到对社会行为的“原因”和“意义”的理解，就需要了解诱发行为动机的价值观念，也不可避免地要使用一些诸如正当、合理、责任等带有价值涵义的术语，乃至把价值和评价作为事实来研究，给以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