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docxVIP

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 陈寅恪先生是大家公认的史学大家，他在谈到史学创新时，特别强调 研究 者对于新史料的开拓和新观点的发现。然而我们回顾一下本世纪以来 中国 史学研究的 发展 历程，就不难发现学者们对于新史料和新观点的认识，有一个从单线向复线的演化过程。　　中国传统史学是以 政治 史作为研究主线的，所以史学家们对于官修的所谓“正史”十分迷信。本世纪初以来，受到西方人文 社会 科学 思潮的 影响 ，一部分思想敏锐的史学家开始注意到从“正史”之外搜集史料的重要性。其中著名的有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即在重视“正史”等 文献 资料的同时，应当重视运用地下考古发掘的新资料。然而一直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们对于“正史”之外的各种私家笔记以及地方志资料的运用，依然是小心翼翼，甚至心怀疑虑。少数比较保守的史学家，坚持认为私家笔记和地方志，或挟私嫌，或囿地域，不足为据。　　时至今日，大概没有什么人会对中国 历史 上的私家笔记和地方志的史料价值产生疑问。然而，本世纪初许多史学家对于私家笔记和地方志资料的疑虑，并非没有道理。从历代王朝政治的发展轨迹来研究历史，官方的典籍记载无疑是最可信的研究史料。孟森先生是当时最著名的明清史学家，“先生之治史，多本中国传统 方法 ”，故在他的一系列论著中，所据以立论的明清史资料，大部分是以官修的文献为主，至于地方志的资料，就绝少涉及了。同 时代 的许多治学严谨的学者，其对文献史料的取舍，亦大多类此。　　然而，本世纪毕竟是一个中西文化相互交流的时代，随着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逐渐介绍引进，中国的史学研究也逐渐从传统的政治史、道德史的单线研究，向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拓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 理论 的引进，大大地改变了中国史学家们的研究模式。其中， 经济 史、生产关系史、社会结构史等领域的研究，正以崭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思维开拓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越来越在中国的史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这个史学更新的时代里，以往官方“正史”典籍中的历史资料，也就越来越不能适应新时代史学研究的学术要求。一方面，以往官方典籍中的记载基本上是以帝王将相为记载核心的，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二十四史就是中国帝王将相的家谱史，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样的历史典籍，其史事的记载必然忽略经济关系等有关下层一般民众的记载，从而使我们对中国历代民间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基本概况所知甚少。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历代统治者对于文化、史学等方面所拥有的强势垄断，官方典籍中的历史记载，不能不带有一定程度的立场错位和价值取向的偏颇。这样的历史典籍， 自然 也不可能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尤其是这种文化、史学的强势垄断和价值偏颇，延续了二千余年，形成了理所当然的传统，更需要新一代的史学家们在扬弃传统的基础上，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建构新的史料基础。于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一些年轻的学人，开始把史学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扩展到政治史之外的许多领域，特别是社会史、经济史领域。人们对历史资料的搜集范围，也突破了以往官方“正史”典籍的局限，开辟多方面的资料来源。私人笔记、小说野史、方志家谱，都已逐渐进入史学研究的殿堂。与此同时，有些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开始进入 农村 城市的基层社会，进行社会调查，并且运用社会调查的资料所得，开拓了全新的史学研究的领域。其中如陈翰笙先生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傅衣凌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都对中国当代的历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傅衣凌先生在回顾自己的这一学术经历时说：　　实在说，我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是很模糊的。直到抗战爆发后，我从沿海疏散到内地的城市和农村，才接触到中国社会的实际。一九三九年我曾居住在永安的黄历乡，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碉堡，四周则是一些矮小的平屋，佃户环之而居。我置身于这样的情景中，使我恍惚联想到中世纪的封建城堡制度，是不是还存在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抗战的几年生活，对我的 教育 是很深的。在伟大的时代洪流中，使我初步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实际，理解到历史工作者的重大责任，他绝不能枯坐在书斋里，尽看那些书本知识，同时还必须接触社会，认识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互相补充，才能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推向前进。这样，就初步形成了我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在收集史料的同时，必须扩大眼界，广泛地利用有关辅助科学知识，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证史，这个新途径对开拓我今后的研究方向是很有用的。……我一向以为史学研究是各种知识的总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循此推之，我们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人，对于现存实物的调查，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项目。……我每于下乡时，在和本地人的访问、谈话中，也常常得到文字上无法得到的材料，足以引人思考，从中得到启发，我也认为这是我们史学研究者应该